汉唐时期与宋代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文献较丰富,既有私人著述,又有正史东南亚诸国传。汉唐时期私人著述虽有一定数量,但散佚严重;宋代私人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正史东南亚诸国传的编纂源远流长,集中记载了各朝代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状况。从地理范围来看,汉唐时期文献偏重于东南亚地区陆上国家的记载;宋代文献对东南亚地区的记载已不再局限于陆路可达国家,尤其记载了中西海上航线以东、以南的国家,在地理范围上较汉唐时期有了很大扩展。体例上,诸文献普遍记载入传国的地理方位、气候物产、风俗、王号、官制刑法、遣使来华等;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侧重对诸国风俗的记载,《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侧重对诸国地理、物产的记载,又载有大量贡表。汉唐时期与宋代文献所记东南亚地区国家数目、地理范围、记述方式、记述内容等不尽相同,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宋人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主要体现:一、不论从国家数目、地理范围、体例内容的记述,还是从记载东南亚地区文献的数量及流传状况,都可见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在地理上有了扩展、获取的信息较前人丰富。二、相对而言,宋代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述详实可察、便于论证,可考性及准确程度较汉唐文献高。三、宋人所记东南亚诸国信息有较大的实用性,这是建立在信息比较丰富和准确基础上的。汉唐时期文献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载存在大量的神怪故事,地理航程的记载又含混简略,其实用程度之低不难判定。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各国方位、四至及航程,详实可察,记载航程考虑到了顺风条件,于宋人出海航行有很大实用意义。再者,汉唐时期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著述散佚较多,宋代文献则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较完整,正是其实用性使然。宋人较前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变化,根本上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直接原因则是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的多样性。宋代经济重心、交通重心的南移,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创造了条件。以人群身份来看,宋代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途径包括中外使臣、中外商人、中外僧侣、地方官员、移民等,另外还有历史文书。其中以使臣、商人为主要传播者。使臣是古人认识域外的传统途径和主要渠道,尽管宋代亲历国外者已很多,朝廷人员仍需从使臣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系统的域外信息。为了解域外信息,宋朝廷还建立问询贡使、记录备案制度。总之,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的变化是宋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侧面,这也反映了信息传播的时代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