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2020年12月民政部印发出台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也指出,要在接下来三年内打造高质量社区社会组织。从文件表述中可以看出,广泛存在于社区的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需求的中介变量。而近年来也进入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红利期,组织发展呈现利好趋势,数量、规模呈指数型增长,并且也在治理实践中展现出社会动员等预期作用。但对社会组织进行长期观察后可知,以C市L社区的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为例,社区社会组织从培育到成熟阶段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基于以上现实,本文尝试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解释社会组织行政化问题搭建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将主客体代入相关理论框架可知,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路径依次为: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性供给导致社会组织的单维资源依赖,这样的单向依赖关系引发政府对社会组织目标取向的干预可能性,行政力量和治理场域的同化力会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失去拒绝执行的可能性,但行政性事务比例的增大会引发社会组织成员的心理排斥,而制度安排的真空使得行政力量能够越过制度的漏洞干预社会组织的人事选举,从而达到更深程度的控制,陷入行政吸纳的怪圈后,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得社会组织失去内部发展的动力更加难以实现扩大化再生产,社区社会组织只能更加依赖行政力量分配的行政任务。这四个层面呈现递进关系,浅层关系为更深程度的行政化打下基础,四个环节环环相扣。通过对成因的分析可以查漏补缺的方式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降低社区社会组织联系行政力量的成本,缓解资源单维依赖;建立工作清单制度,厘清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边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弥补制度真空;培养社会资本,提高发展源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晴雨表,社会组织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只有社会组织良性发展,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