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旋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添砖加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中国发展的新目标，而充分发挥金融中介功能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之举。不过，在中国制定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目标和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的背景下，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否显著存在正向影响？金融中介发展是否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有关？
　　本文立足中国实际国情，在现有的基础上，对金融中介功能、规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首先，从相关概念界定出发，对金融中介功能和经济增长质量做出合理的定义；其后，归纳了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并且分析了二者的作用路径。然后，选取金融中介规模作为中介变量，金融中介功能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且合理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随后，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析了金融中介功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再使用了中介效应模型、门限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功能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功能与经济增长质量在中国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现状，东部地区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且金融中介功能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功能都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向影响；金融中介功能可以通过金融中介规模这一中介变量促进经济增长质量，中介效应为36%。金融中介功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值，而金融中介规模在金融中介功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上不存在规模效应。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从推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强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化东中西部地区交流合作以及鼓励东中部地区走差异化创新发展道路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