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汉书》的比较,从东汉后期开始,历代都有。但对这两部史书的论赞序做详细比较的还没有。《汉书》和《史记》所记历史有较多重叠的地方,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些历史都有自己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更能比较出两人在思想和文学上各自的旨趣。在界定《史记》与《汉书》论赞序的文体特征、源流和体例的基础上,再从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进行比较,可以见出两者的异同。 论赞序的文体特征,在历代都有说法。综合前人观点,“赞”即是“一书之旨为文融合贯通以明之”,其功能在于“助”和“明”;“序”除表明作者的意旨外,还包含“次第先后”的涵义;“传论”是作者的专篇史论,旨在讨论并解决重大的史学问题。论赞序的文体流变,可以追溯到《尚书》《左传》等先秦史书。司马迁著《史记》,使这种史论形式趋向定型。班固《汉书》的“赞”继承了《史记》传统,而南朝范晔更重视史评写作,着意“史论”成了《后汉书》的一个特点。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中亲自撰写了部分史论,宋代司马光通过自撰和录用历代史家的论赞,《资治通鉴》中的史论达209篇。另外,很多古代文体也借鉴“史论”这种形式。综合前人的论述,可以把《史记》《汉书》论赞序的体例概括为以下几条:一是阐明立篇之旨;二是偏举一事与举一以例其余;三是于正传之外采轶事以补其漏;四是阐明互见,对比义例;五是考诸涉历所亲见。其中第五条是班固《汉书》论赞序中所没有的。 思想方面包括天道观、历史观、学术思想及其它思想比较。在天道观上,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究,表现出了明显的重人事的倾向,对天道进行了怀疑,同时由于时代和学术渊源关系,也流露了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班固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更浓厚些,其中较多地宣扬了历史循环论和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观念。但在具体记述中,昭现出重人事的一面:在历史观上,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迹可循的。而“通变”的基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