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与社会制度也有关联。它是西方宪政运动的产物。当中国发生宪政运动的时候，国人把它移植进来。清末的政治环境正是提供政党政治萌芽的适当环境，因为清廷的无能腐败——合法性危机，加上知识分子的觉醒——政治参与危机，都促使政治体系新兴的精英份子采取政治组合的方式，加强政治上的力量。所以，在这危机的时代中，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播下种子。这一政党移植历程，酝酿着中西观念的激荡，新旧杂糅和更新的创造。从最初的“小人之党”与“君子之党”之辩，到“完全政党”的呼声，清末学人在经历了学理的认同之后，立党救亡论随成了时代的共识。同时由于宪政的实际政治社会的感染和潜移默化，政党观念都随时在扩张其影响。而此时西方的内生性政党则构成了国人政党内涵的核心，这也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决分两途的真正诱因。共和政体建立，清末久受压抑的民气得以舒展。赞成移植派力谋弥补中国政党的缺点，树立健全的政党制度。他们的努力约可分为几方面：阐释政党的定义及作用，以普及政党观念；力陈政党组织之必要，以标示政党职能；剖析政党内部的组织，以提示组织政党的方法。在政党实践的过程中，国人对政党知识的了解增多而已具体化了。借鉴西方议会政党理念，中国学人和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识逐渐趋同；而对党德的过分强调除了来自于中国学人内在的感悟外，还存在着以固有观念附会和弥缝其不完备的假设理论。虽然此时传统主义反党的呼声依然存在，而那些主张不党、反党、毁党的时人其初衷更多地还是来自于对美好政党的期望。当出现政党活动合法化和由政党组阁的迹象后，围绕内阁的“党争”日益激烈，政党运作的技术问题备受瞩目。原来立宪派人所组之新党和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都日益关心如何取得组阁资格、如何以合并方式或瓦解对方的方式形成大党。因而这一时期有关两党制和党争的话题成为言论热点。然而政党和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力量，非取决于人为的臆想，而在于其制度化水平和参政水平。事实证明，“毁党造党”与“铸党”的改造路径，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在当时中国的情境下，议会政党出路渺茫，拯救中国的良方非革命政党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