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来看,本研究所关注的四川省战旗村进行实践探索的大背景,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市场作用不断深入乡村地区。伴随市场化深入,国家权力逐渐从农村公共领域退出,重“分”轻“统”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村地区缺乏组织农户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农村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微观来看,从集体化时期到集体企业时期、再到新世纪以来,战旗村因为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生产生活互助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其可以在组织内部低成本动员成员,并整合集体资产以实现组织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通过集体收益分配、为村社成员提供保障和福利等再分配手段将由市场关系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这对于维护农村地区的组织建设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村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同时,也实现了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自我保护”,避免了市场经济深入农村后导致经济与社会的脱嵌,实现了良性治理。传统小农村社制和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互助与合作经验,以及部分农村对集体经济的持续探索,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制度性资源。本论文所探讨的战旗村,正是在近60年的发展中通过撬动这些制度性资源,实现村社内部的良性治理。进一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是通过这些制度性资源,保障了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约束下小农村社户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当我们回到战旗村近60年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历程中,也就更能理解当前各级政府坚持重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