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兴起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也不例外。关于互联网与中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表明,互联网能够较好赋权社会,但现有研究尚未就网络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实际效果形成一致意见。一方面,研究者强调互联网拓宽了民众的参与途径,即民众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升政府回应性,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指出数字鸿沟等仍然在制约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更进一步来看,已有研究对于互联网的赋权对象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加强、扩大了原有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创造了新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运用互联网更好表达利益诉求。总而言之,互联网究竟可以赋权哪些民众更加深入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项研究旨在运用2017年CGSS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进一步辨别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互联网赋权对象。综合数据可及性和公民参与的一般理论,本项研究着重考察了互联网赋权的民众非制度化参与情况。具体而言,研究比较了通过在线非制度化参与、线下制度化参与这两种不同途径的参与人群之人口统计学特征,鉴别了互联网赋权的主要对象,进而分析了影响民众在线非制度化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因素。运用2017年CGSS“网络社会”模块的4219份有效问卷,研究报告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非制度化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即网民不仅具备在线非制度化参与的经历,也会与他人形成集体行动。有56.56%的受访者具备在受访前一年因为网络行动而上网的经历,有20.9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自身权利受侵害时通过网络维权。在愿意网络自我维权的人群中,有51.59%会动员亲友或网络大V等参与集体行动。第二,互联网扩大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众范围,但网络赋权也会引发不均衡的、缺乏广泛代表性的非制度化参与格局。一方面,互联网提供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新路径,一些较少通过线下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众会采用线上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如有36.18%的受访者未参与过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投票,但在过去一年中具备网络行动的经历。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民众非制度化参与是高度不均衡的,即高学历的、来自城镇的中青年男性更有可能采用在线非制度化参与的方式。第三,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互联网对高能力、强社会资源和强内在效能感社会成员的赋权效应。一方面,具备较强网络使用能力、享有较多社会资源的民众更有可能运用互联网开展非制度化的在线参与。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会显著影响民众的在线参与行为,即网络安全感强、对政府网络追踪敏感且具备较强内在效能感的网民更有可能开展非制度化的在线参与。总的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它为部分较少通过线下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众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从国家和社会关系来看,互联网赋予了更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更大影响力。然而,以包容性治理为参照系,互联网并不能够同等地赋权所有社会成员,而是有可能会带来强者愈强的局面,即进一步导致来自农村地区的、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的女性社会成员在数字时代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边缘化。上述发现细化了有关网络赋权的学术讨论,也为公共部门如何用好互联网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具体而言,公共部门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推动民众参与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缩小数字鸿沟、优化在线参与机制设计和加大政府回应力度等来助推民众在线参与,形成更加广泛、更具代表性的公民参与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