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诗派在10余年的诗歌艺术实践中既有对古典主义的寻求,又有对现代主义的追索。前期新月诗歌以和谐理性为创作标准,后期新月诗歌现代主义色彩日趋浓厚,但仍然传承前期的理性主张,兼具古典主义理性与现代主义非理性因素的后期新月诗在一些方面更接近现代诗歌的内质。诗学理论方面,后期新月诗人在积极吸纳以象征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同时,仍继续高举古典主义的理性大旗,以民族传统诗艺为桥梁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改造,自觉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当代诗潮相融合。诗思方面,渗透着理性思考的主知诗与城市诗的创作显示了同世界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合。主知诗是新月诗派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到贡献,融注着博大苍凉的荒原意识的城市诗的创作对中国都市诗潮的开拓也不容忽略。在古典主义理性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共同制约下,后期新月诗歌在内在构成与外在形态上均发生了转变。首先,新月后期诗人开始注重诗的“非个人化”倾向,更为自觉的使用戏剧化情境和为思想寻找客观对应物。其次,走向现代主义大潮的后期新月诗人仍然没有放弃对诗的格律、形式美的探索,更注重诗形的多样化以及诗形与诗情的协调。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对格律诗自由化的探索,对诗歌结构美的探求,既与现代主义纯诗理论相合,又不悖和谐均齐的理性原则。理性与迷狂制约下的后期新月诗是现代主义的,也是新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