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感觉派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继起性。从思想内容上看,中日新感觉派文学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社会的倾向;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看,它们都注重不断探索和创新,常常为了标新立异、追求所谓的“先锋”性而不惜违反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形成了作品语言“新、奇、怪”的艺术风格。然而,由于这两个流派是在不同的国度和社会文化土壤中形成发展的,因此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在接受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过程中难免产生创作上的偏离与变异。本文所探讨的就是中日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中日新感觉派作家在创作中都强调通过主观艺术感觉去表现事物,但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倾向于先行切入主观观念,由此统摄感觉中的画面。而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的主观观念需要读者在感觉画面的组合中去领悟而不是直接道出。在对产生艺术感觉的客体进行描写时,中国新感觉派作家采用的多是将主观化了的视觉表象进行铺排直陈,没有多少曲折隐晦。相对而言,日本新感觉派注重的是精心选择客体意象,使作者的生命和精神个性活于其中。要使读者对作者的“新感觉”感同身受,那么作家必然要在修辞技巧上下功夫。能使客体描写生动形象的修辞,莫过于比喻和拟人了,这是中日新感觉派作家都较为常用的。不同的是,中国新感觉派作家擅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调动视、听、嗅、味、触等各种主观感觉,并将之交融。另外,他们还对反复的修辞手法进行了独到的运用。而日本新感觉派作品中更为常见的则是象征和对比的修辞。中日新感觉派之所以在创作上有诸多差异,主要有三层原因。首先是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因而中日新感觉派小说还分别被称作是“洋场文学”和“震灾文学”;其次是刘呐鸥“误读”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及普罗文学作品后,编译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色情文化》,从而创造了以都市为题材的新感觉派文学;最后是中日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不同的个人气质及美学接受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侧重通过具体文本的比较和相应的理论探讨,否定了以往学界所认为的中国新感觉派对日本新感觉派的完全模仿、移植说,肯定了中国新感觉派自身存在的独特艺术价值。虽然在文艺理论方面,它不像日本新感觉派有较为明确的理论支撑,但在“新感觉”的艺术传达以及文字的新奇表现等方面,中国新感觉派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