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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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正与传统产业领域不断融合,而数字贸易正是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在带来全新的贸易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为各行各业的贸易模式带来了变革。现如今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初级形态的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由此可见,未来数字贸易必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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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正与传统产业领域不断融合,而数字贸易正是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在带来全新的贸易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为各行各业的贸易模式带来了变革。现如今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初级形态的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由此可见,未来数字贸易必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有助于逐步减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与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促进对于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进投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作为数字贸易的载体,对于数字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本文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于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发展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进行介绍,并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然后,以王智新（2020）的指标体系为基础,选取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构建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之上,采用熵值法对于本文选取的沿线45个国家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进行量化测度,来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情况。最后,构建起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实证检验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发现:（1）2008-2017年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综合水平逐年提升,但各国发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好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而中高收入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拥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2）从总体层面出发,“一带一路”沿线数字贸易营商环境水平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正U”型非线性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将东道国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作为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时,会先对该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进行观望,在确认该国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从异质性分析出发,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中高收入国家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更符合“正U”型非线性关系,原因在于中高收入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拥有更好的发展潜力,伴随着相关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高收入国家市场将为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多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较小,使得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针对上述发现,本文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沿线中高收入国家投资研究、完善数字贸易统计核算体系、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这四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帮助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促进地区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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