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独有的一种文体,骈文有其清晰的发展轨迹,但骈文之名直到清代才广泛使用,不像诗赋铭诔等文体那样独立较早。从骈文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来看,骈文具有自身的自足性和对各类文体的兼容性,所以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有实无名或有其他别名,但它始终是古代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对偶、典事、藻饰、声律等使得骈文得以自立;也正是其形式特征使得其具有兼容古代各体文章的可能。因而,尽管古代文坛被言志载道的社会批评观念所笼罩,但骈文仍能以这种“复合体”的形式美,以及内容上的典雅美,发展、演变到民国年间,最后才和古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清代无疑是骈文发展史上创作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时期。从骈文理论方面来看,总的来说,此时的骈文理论,随着骈文文体地位的逐渐升高,随着骈文创作实绩的繁荣,随着重学求博学术思想的流行,不仅呈现较为明显的发展、演变轨迹,有着迥异于古文文统的理论话语,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特色,并最终使得骈文与古文地位对等,使得骈文与古文共存共荣,不厚此薄彼。其具体表现如下: 以康熙为主的清初骈文理论,一方面,承续晚明四六选本盛行的余绪,通过选录明末清初的四六表启赋等,追求一种清新流丽的文风,褒扬寄托乡关故国之思的四六文;另一方面,以陈维崧、吴绮为首的骈文家,深受明末崇尚六朝文风的影响,倾心四六,不满清初文坛对于四六的普遍轻视,以经典中俪辞与散体共存和骈散文理相通来呼吁四六的正常文体地位,认为骈文对于古文,如同律诗对于古诗,都是文体的自然演变,不应该有厚薄彼此之分。 乾嘉时期,汉学崇实尚学之风与骈文必须征典的契合为骈文兴盛提供了创作主体条件;同时,汉学家批评古文家空疏不学,古文家反讥汉学家质木无文的情况也为既讲求博学内容,也追求华丽辞藻的骈文提供了发挥的舞台,因双方都需要借助骈文来弥补各自的弱点。据此,乾嘉骈文成就达到了清代的最高峰,标志着骈文在清代的复兴。以乾嘉为主的清中叶骈文理论,在强势的文本支持下,在庙堂之文崇尚博学鸿词的情况下,不只是追求骈文与古文的对等地位,而是以骈文为文学正统,颠覆几百年来的古文文统论,将古文排斥在文统之外;又总结出“沉博绝丽”、“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等骈文文体特征,使得骈文进一步走向文体的自觉和自立;在理论专著上,《四六丛话》对各类骈体和历代作家的叙述、评论,对骈文史的把握,远超宋人四六话;在选本批评上比清初也有较大的发展,即对六朝、唐宋和清代骈文进行全面的选择、评点,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中探讨骈文的文学史地位、文本特征和发展得失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乾嘉时期的骈文理论达到了清代,也是中国古代的高峰。此后,道光时期的骈文创作和理论乃为乾嘉文风的沿续,但已呈现衰落之势。 咸同为清代骈文创作和理论较为低落的一段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汉宋学术交融、中西文化的碰撞等都不利于沉博绝丽的骈文发展,繁荣。接着的光绪时期为清代骈文创作和理论的繁荣期,也是总结期。此时不仅有大量的骈文别集传世,也有较高的骈文理论问世。在理论上,日记、笔记中开始大量记载对于骈文,特别是乾嘉骈文家的正反评价,不盲从,时有新见;继续探讨骈文的文体特征,提出了“潜气内转,上抗下坠”,从理论上解决了骈文语言形式工整和文气凝滞的矛盾;在选本批评上,紧接乾嘉骈文选本,对《八家四六文钞》、《国朝骈体正宗》都加以续编,在范围上加以拓展,丰富了清代骈文选本研究。 清末民初为骈文创作和理论的顺势沿续期,也是繁荣期。此时理论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崇尚魏晋骈散交融的骈文,强调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推崇任昉、沈约的骈文,打破了以徐庾骈文为六朝最高成就的习惯说法,为民国文坛崇尚魏晋萧散文风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