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数据的价值也日益彰显。数据实践中,数据权益的保护问题逐渐受到人们重视,也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由于国家立法的缺位,地方在不触及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开展对数据权属和数据交易问题的有益探索,但未能从本质上解决数据权益保护问题。既有法律规范难以对数据权益提供全面有力的保护,数据之上附着多重主体的多元利益,实践中,数据交易、流转和利用过程中的权益界分和权利滥用问题频发。关于数据规制的模式可分为立法赋权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前者或从传统的权利理论出发,以利益论和意志论为理论工具,或探求反向确权路径,以算法规制确权和场景化确权作为数据确权的方法,但均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数据权利体系,却易陷入概念堆砌的窠臼,与“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要求不符,也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而行为规制模式通过规制他人的行为,来为数据主体的利益划定合理的空间,看似避开了数据权利这一难题,却无法回避自身对数据权益保护不全面的问题,无论是合同法保护、竞争法保护还是知识产权法保护,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且未能回应数据特性和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样态数据行为。面对纷繁复杂的数据保护难题,区分数据权利与数据利益的保护方式可为参考,相关数据权益在法律保护位阶上并不一致,其中数据权利优于数据利益、数据人格利益优于数据财产利益、公共利益优于私人利益。同时还需兼顾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既对个人数据予以有力保护,又不致企业数据利用和流通受到掣肘,并以“卡——梅框架”设定数据处理规则,以满足数据流通与安全的需要。如此采取较为务实的路径回应数据权益保护的需要,以期达到保障数据主体利益、促进数据资源流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