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核心议题,各级政府均将产业政策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布之后,一大批旨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目前已经形成覆盖全面、主体多元的政策网络体系,而如何处理政策协同问题也成为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面临的重要挑战。尽管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政策协同进行探讨,但是目前政策协同的整体框架仍未成型,而且现有研究大都是研究政策体系内部协同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很少受到关注。制造业转型升级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现有研究从政府或企业视角对如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做了一些探索,但缺乏整合视角下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首先构建了政策多维度协同框架,并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对政策协同状况进行了细粒度量化分析,并据此提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优化策略。通过四个实证研究分别讨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横向协同、纵向协同、时间维度协同,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认知协同。首先,本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横向协同。从三个维度对粤苏鄂辽四省政策文献进行量化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四省政策均存在相同的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中基础政策的数量偏少;过于仰仗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所忽视;政策作用环节集中在研发、投资、生产,缺乏针对消费环节的政策。其次,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纵向协同。本文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中央-河南-许昌三级政府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在纵向层级方面趋于耦合,其核心政策目标聚焦于信息化改造、创新能力提升,核心政策工具围绕着人才、资金、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目标的精细化以及政策工具的创新性方面;各级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行为模式,即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呈现阶梯式下降的差序格局。然后,考察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的协同。本文从政策效力-政策工具-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目标四个维度探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演化过程和发展导向,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在演化中具有“间断-均衡”的特征,其中顶层主体注意力是驱动政策突变的主要因素;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存在着稳定的行为模式,即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呈现梯次下降的差序分布;机构合作网络呈现出“均衡-松散”向“集中-密集”的演化路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在政策目标上保持连贯性,重点关注创新能力、市场推广、行业标准、品牌建设等主题。前面三个研究是分析政策体系内部的相互协同,第四个研究则是考察政策的内外协同,即利益相关者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认知的一致性。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词频分析、文本相似度算法、共词分析、主题聚类）识别了不同群体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注点,并进一步讨论它们之间的共识与分歧。研究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均认为要将创新能力和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政府和学术界更看重产业规划对于制造业升级的指导作用,企业更加关注需求端变化,媒体则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要向全面开放型转变。根据政策多维度协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优化的“A-E-P”模型,勾画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