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融资是公司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它规定着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不同期限的债务融资具有不同的治理效应，因此确定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能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激励管理者努力经营，提高企业价值，这使得研究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成为必要。在对现代公司所具有的多层级控股结构进行研究中，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与其经济动机是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重要因素:其一，终极控制人的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的制度结构中，其财务行为受制于客观制度环境，这包括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制度;其二，终极控制人作为理性经济主体，有最大化自身效益的经济动机，这必然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行为;其三，终极控制人尝试进行的有目的的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同样终极控制人的经济动机与债务期限的关系受制于客观制度环境因素。而当前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多数没有考虑终极控制人的影响作用，本文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工具，对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及其经济动机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分七章对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在第一章的导论中，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并对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第二、三章中，对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所涉及到的代表性研究文献和相关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其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制度背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与融资有关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多层级控股方式的产生及我国股权结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再者，在第四章中对已有的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据此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接下来，在文章第五、六章中对第四章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最后，在第七章中，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探讨了与债务融资及终极控制人有关的几个问题，并提出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以上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果:相对于民营企业主所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或级别较低的政府控制人所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终极控制人效率促进的动机越强，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率越高，相反终极控制人追求私人收益的动机越强，上市公司短期负债比率越高;受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影响，当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或行政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时，终极控制人的私人收益动机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探讨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理论框架。现有的债务期限结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因此，本文根据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的程度，从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与经济动机两个纬度出发，提出了一个解释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主要由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和代理理论及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组成，解释框架为理解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个解释框架基础上，本文对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及经济动机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其私人收益动机与债务期限结构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据以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揭示了政治关系对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的反转效应。众多的研究都表明嵌入于经济活动中的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结构、过程和结果具有关联效应。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率更高。这与我们从实务中所了解到的，政府终极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高，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的看法是相逆的。而地方政府与其控股的企业之间更加密切的利益连带关系是促成这一反转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另外，对终极控制人私人收益动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受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影响，当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或行政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时，终极控制人的私人收益动机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不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反转效应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债权人对不同政治关系企业的声誉和信任的评估改变了其对长期债务的风险预期。　　(3)证实了终极控制人的不同经济动机对债务期限选择的显著差异。终极控制人在企业的债务融资活动中具有多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形成不同经济动机，其中私人收益动机和效率促进动机是终极控制人的两大基本动机，由此导致企业不同的融资行为和融资结构。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终极控制人以提高企业效率，最大化企业价值为目标时，企业长期负债比率较高;相反当终极控制人追求私人收益最大化时，企业短期负债比率较高。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供了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的更为深入的证据，为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调整提供了施政依据;就理论价值而言，本研究拓展了当前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