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欧化”现象必须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因为在此以前，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从未发生过显著的变化。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近乎“自给自足的系统”却被西方的语言及文化一层层地打破了。因而，汉语的“欧化”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在的力量”，而是源自一种“外在的压力”。汉语的“欧化”是两千年来汉语的一大变化，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变化。 “欧化”的成功主要借助近代翻译。翻译是在语言平台上进行的，大量的翻译必然带来对语言的冲击和改造。在中国，翻译对20世纪初白话文的普及和汉语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主要源自直译，直译导致汉语出现仿西方语言的句式。受“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在近代翻译中，直译方法的选择有其深层次的时代——文化背景。而直译与“欧化”正相辅相成。在此条件下，翻译西方作品自然容易“欧化”，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进入汉语之后，大量的“欧化”句法、“欧化”文体现象随之涌入。 本文首先分析了促成汉语“欧化”的语言、历史和社会因素，并由此得出，汉语的“欧化”是不可避免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在“欧化”过程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在汉语的“欧化”过程中，“五四”时期的社会条件为“欧化”的渗透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在这一节里，作者借用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来分析“欧化”语言在当时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汉语的“欧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欧化”现象在当代，乃至将来仍会继续，这是由于语言是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一性质决定的。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欧化”也有善恶之分。我们不能因为它无可避免就听之任之。目前，在翻译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过分“欧化”的现象，给汉语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些过分“欧化”的现象包括滥用被动语态，滥用名词，介词的过分“欧化”等等。过分“欧化”的语言是对我们的民族语言极大的损害，是对译入语读者的不负责任。 鉴于恶性“欧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欧化”的吸收采纳提出恰当合理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在易懂、简洁、必需的原则下，符合汉语的个性和使用习惯，恰当的吸取外语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其融入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过程中要避免过分“欧化”，首先要具备正确的翻译观。针对“欧化”，本文建议译者采取“释意性”的翻译思想。即通过在译入语中选择与原文大致对等的语法形式、句法结构以及习惯表达来传译原文的意义、精神和风格。这样的翻译观一方面有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对译入语语言的锤炼，避免对原文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我们汉语语一言的民族性。这样的翻译思想引导译者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由于译文是给译入语读者看的，这就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译文的语言必须符合译入语习惯，否则译文会晦涩难懂，让读者有深陷泥泞，举步为艰的感觉。那样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具体翻译操作中应以归化法为主。异化法作为归化法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