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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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至泡沫经济时期,以银行为中心的公司法人之间的相互持股成为了日本的大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大特征。泡沫经济破灭后,众多银行开始大幅削减长期以来持有的股份,进入21世纪后,这种削减持股的势头逐渐减弱。然而,2010年修订的《关于企业公开信息等的内阁府令》明确要求上市企业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公开其持股信息。2019年该文件再次被修订,对于政策性持股的信息公开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在这一背景下,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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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至泡沫经济时期,以银行为中心的公司法人之间的相互持股成为了日本的大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大特征。泡沫经济破灭后,众多银行开始大幅削减长期以来持有的股份,进入21世纪后,这种削减持股的势头逐渐减弱。然而,2010年修订的《关于企业公开信息等的内阁府令》明确要求上市企业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公开其持股信息。2019年该文件再次被修订,对于政策性持股的信息公开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在这一背景下,承担着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信用中介和信用创造职能的银行的持股动向备受关注。本论文将在梳理二战后日本企业的股权结构及相互持股情况的发展脉络后,重点围绕银行的持股展开论述,分析银行的政策性持股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策性持股对银行收益性的影响效果,通过实证分析方法论证银行是否真的能够通过大量的政策性持股达到自己的持股目的。本论文关于银行持股现状的数据主要来自各银行和各企业公开的《有价证券报告书》,从“银行的持股企业数量”、“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持股情况”以及“银行位居企业大股东身份的情况”三个角度分析银行的持股现状。结果显示银行的政策性持股虽然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急剧下降,但至今仍保留较高的持股量。基于此结果,本论文利用各银行公开的《有价证券报告书》和《决算短信》中的相关数据,从“持股数量多寡与银行收益的关系”和“出售股份前后银行收益变化情况”两个角度分析政策性持股与银行的经营收益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于持股量较高与较低这两个级别的银行而言,持股量处于中等水平的银行其实质性业务收益率相对较高,同时,持股量较高的银行在适度售出政策性股份后其收益率得到了明显改善,而持股量处于低位的银行在大量售出政策性持股后其收益率只出现了微小的波动。另外,考虑到本论文的实证分析对象为银行的政策性持股与其实质性业务收益率之间的间接关系,因此本论文对持股本身存在的风险性、政策性持股是否能改善银行收益现状、保持其收益稳定性和持久性进行了补充论述。结果显示银行目前的持股量的风险很高,另外,面对经营困境,政策性持股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银行收益低迷的问题。总的来说,虽然政策性持股给银行收益带来一定的优势,但并非持股越多越好。并且,鉴于银行的政策性持股仍处于高位,因此各银行需要对自身的持股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加强政策性持股的持股收益,及早出售不合理的持股份额,同时改善收益结构,以此做好经营中的风险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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