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全球经济发展多年来持续低迷,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融入全球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越来越多遭受到系统风险的暴露。20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多次爆发经济危机,实践表明,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造成的,市场的关联性、投资者心理波动或者交叉持股等原因使得单个市场或者单个金融机构发生危机,会影响到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市场。米什金(米什金,2009)认为,有多重原因诱发金融危机,危机的传递路径也有许多种,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传递路径是：一国爆发金融危机(比如美国)——产生溢出效应并传递到其它国家(比如中国)——被传递国股市下跌——传递到银行系统——单个银行发生危机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整个0银行0体系——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加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对中国来说,金融开放度越来越高,银行体系又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作为金融监管当局,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防范风险溢出所带来的跨境风险和自身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分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跨国风险溢出效应——测度中国银行体系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经验、结合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实际情况并针对前文的实证结果给出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系统介绍了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过程。对均值方差理论、在险价值理论、敏感性测度方法、条件自回归风险值方法、条件风险价值几大主要的风险管理工具进行了梳理；对GARCH族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包括其定义、特征、主要应用、计算方法和几种主要的拓展模式；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理论做了介绍。使用风险-格兰杰方法对跨国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此方法是由hong (2001)提出,通过构建基于核函数的统计量,风险-格兰杰关系可以检验两个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扩展了风险-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应用,使用中国沪深300指数和美国标普500指数,检验2006年至2015年这段时间两国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美股市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并且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溢出效应强度较大,中国股市对美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的金融体系相较于美国更为脆弱。使用GARCH-CoVaR方法测度了中国国内上市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通过选取中国的十六家上市银行以及代表整个银行体系的WIND指数,找出银行体系内的“系统重要性(systematically important)"金融机构。在方法上,本文使用各种GARCH模型计算CoVaR的方法进行测试,分别计算CoVaR,根据计算结果选族最优的GARCH模型进行计算,通过计算CoVaR,可以得出单个的银行对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状况,以此来评估哪些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研究表明,国有银行VaR值较小,表明其风险也较小。另外一方面,CoVaR则跟VaR值没有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即使有些银行虽然风险较大,但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较小,有的银行虽然风险较小,却对整个银行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将银行的规模大小作为衡量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唯一标准,而要按照科学严谨的度量标准来测量。CoVaR可以作为VaR的一个必要补充,用来测度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总结提炼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历史和措施,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后监管机构体系、监管法规、监管措施的变化,针对前文的实证结果,从中提炼了对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有借鉴意义的几个要点,即应明确监管责任、重视跨国监管机构合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对衍生品及工具的监管以及重视对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回顾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历史,在结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经验、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前文实证结论的条件下,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一些建议：建立系统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体系；注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防范系统风险的跨境传染；重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和评估、打造金融监管的良好环境。最后,对全文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对未来后续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