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自近代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在知识精英对大众进行现代性总动员思路的引领下，逐步构成了不断被遏制又相对完整的运动形态。文学作为其话语系统的中坚力量，异常活跃地参与着历史进程中的思想塑造，历经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作为人类精神史上最基本的使命之一，启蒙的精义表现为自主质疑式的思维方式，一如康德所言：“勇敢地去认识!”，又如福柯所警惕的那样，在理性不成熟的状态下，时刻葆有自我质询的哲学态度。这也是现代性的应有内涵。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首先是对外部世界生存挑战的应对，而并不表现为思维方式的革命。主体意识的转型远远滞后于表面形式的花样翻新，成为制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矛盾。 戊戌维新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变幻莫测的混乱秩序中拉开序幕的，外圆内方的传统士大夫人格使第一代启蒙主体既迫于西方压力焦虑紧张，又难以超越固有的文化自大感。“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启蒙策略显示出对传统权威彻头彻尾的臣服。晚清文学三界革命无论是使用传统文类反抗传统思想，还是使用反传统精神实现传统规范，无不显露出急于求成中的慌乱和尴尬。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新文学的“改造国民性”母题，然而，其传统文化意识与现代启蒙思路的乖离错位，表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启蒙话语奠基，从一开始就在发展的可能性中孕育着阻碍发展的可能性。 戊戌维新的启蒙资源从外部推动了近代文学的转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深化为内在驱动。追求独立人格的现代批判性知识分子成长为新一代启蒙主体。他们以深沉忏悔的文化原罪意识深入到对现有一切的大胆质疑。全面反省传统的启蒙策略立基于理性法庭之上。“人的文学”终于以救赎的面目出现，并努力挣脱附庸的工具性命运，开始自身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从来没有一个文学时期像五四这样充满了终极追问和哲理探寻，显露出创作主体对人生诸问题积极而又独立的思索。无论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还是大胆表现自我，抒发种种“苦闷的真”，都充满着渴望救赎和被救赎的热望。随着白话文的语言创新实践，各种文体获得空前大发展。新的写作主题，表现格调和艺术风范促成了崭新的文学内部格局。五四启蒙话语体系建构基本完成，出现了革命启蒙、文化启蒙、思想启蒙、审美启蒙、哲学启蒙等多样形态并存的复调启蒙局面。《阿Q正传》作为“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集大成之作，以“精神胜利法”这种中华民族文化对人类局限性的独特表达方式，奠定了启蒙文学的丰碑。然而，鲁迅对人性的超前思索深深淹没在“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接受心理中，因承担过多现实功用而面临被制度化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现代化自身的问题意识。 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经历了文革专制造成的文化荒漠后，启蒙主体呼应着意识形态的召唤，重新进入社会良知角色，并滋生出文化精英意识。启蒙策略转为传统再寻觅。然而，在逆向回溯的过程中，新时期文学仍然只将五四启蒙遗产的表象作为成果，而很少吸收其刚刚具备现代理性意味的思维模式。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在体制话语激励下获得了认知勇气，自我意识并不鲜明，不能充分表达现代性内涵。寻根文学深入到文化启蒙层面，体现出立足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动诉求，似乎构成了对五四通过反传统显现“现代性”模式的超越。然而又在对现代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的强调中，将近现代启蒙文学对民族国家的想像延伸到对民族走向世界的想像，从而秉承了新文学的制度性格，甚至重新陷入戊戌维新启蒙运动中的“使用”思维案臼，只不过启蒙标尺由传统挪为西化，表现出“使用西化反西化，使用反西化实现西化”的悖论色彩。这使其不但不具备超越五四启蒙的能力，还在不自觉间与其批判精神暗合，有意无意间接续了改造国民性主流启蒙话语。韩少功就在《爸爸爸》中塑造了类似阿Q的否定性文化象征载体一一丙息。这是民族原生态的强大文化替代作家选择的结果，也是作家难以摆脱的无意识情结。而在其它文学样式上，如朦胧诗，尽管大胆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给人以文体自觉与精神自省的迅速现代化错觉，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个人主体性在文本中只是对民族主体性更富于个性的表达罢了。新时期文学无论是取法效仿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还是重新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以期走向世界，都暴露了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将方法当本体，非此即彼的不自主状态。 由此可见，启蒙精神如果不渗透到主体无意识深处，一成不变的认识模式和范型就会逐渐硬固石化，僵坠着自由创造的翅膀。三次启蒙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思想里程碑，然而，每次存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运动中看似被超越了，实则换一个方式依然存在，无形中营造出文学现代转型的艰难困境。启蒙必须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是对不言自明的普世性观念保持必要的永恒追问。从这一角度讲，我们经历的也许只是一次启蒙的过程。它虽历经坎坷，却好像刚刚开始，并且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