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业的支柱行业之一,我国信托行业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信托业规模不断壮大1。另一方面这其中资金信托占据主流。我国《信托法》已颁布实施二十余年,条文制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已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技术性问题得以攻克。服务于信托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配套法律法规无法满足信托行业发展的需求,对金融创新产生阻碍,增加交易成本,且交易安全无法保障。这其中,以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尤为甚,影响非资金信托的发展,掣肘信托制度功能发挥。《信托法》第10条2是信托登记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然而,该条文语义不清,存在登记性质和内容的诸多疑惑,并缺乏配套实施的法律法规,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均造成困难,尤其登记生效主义的效力模式更遭遇较多批评和质疑。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所承担的信托产品登记和受益权登记职能主要体现行政监管,与信托财产登记错位。信托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确定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未能得到贯彻,司法纠纷高发。对信托财产登记的需求是客观的,在我国物权登记制度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明确登记的法律效力,对于法律关系的稳定进而促进信托业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目前存在规则设计和实践上的多重困境,《信托法》第10条条文规定的“登记”,登记性质不明,必须登记的财产范围不清,登记生效的模式合理性存疑,信托财产登记无法落地,处于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局面。对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具体构建路径,学界在登记机构、登记内容、登记程序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中信登的登记实践无法满足对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需求,替代性措施失灵,实践中纠纷多发,亟需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并明确登记的法律效力。需首先厘清信托财产登记的性质和内容,明晰制度构建关键环节。确立信托财产归属于受托人的规则,由于信托财产登记与财产权登记存在功能定位、登记内容等方面的区别,信托财产登记是独立于财产权登记的类型。对于信托财产登记的内容,需明确需要登记的财产范围,合理平衡展现信托法律关系全貌与信托作为私益行为具有的私密性特征,并建立信托财产登记与我国财产权登记的衔接机制。对于信托财产登记的内部法律效力,需对信托财产登记的效力模式进行修正,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存在过度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领域、不能适应目前的现实需求等弊端,借鉴域外主流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国也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登记不应作为信托成立或生效的要件,故信托财产登记的效力主要体现在,经信托财产登记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的得以彰显,信托财产独立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以及受托人管理的其他受托财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的绝对化在实践中将会与交易安全保护产生剧烈冲突,类型化分析并合理确定信托财产登记的外部法律效力更为重要。现代商法强调的外观主义原则与交易安全保护原则是对信托财产独立性予以有限保护,对信托法律关系相关主体进行利益平衡的基础,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将成为重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平衡器。笔者以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以及受益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三个方面,对可能存在的冲突情形类型化,分析是否办理信托财产登记在这些情形中如何影响处理结果,发挥何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