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很多学者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习惯于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首要衡量指标，这种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足以真实的反映人类发展的实际水平，更不足以测度国家的区域内的发展差距，而且，这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社会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并由此引发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这是以传统GDP指标作为唯一标准指标的拓展。
　　HDI作为测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多维综合指数，将经济与社会指标相结合，不仅能反映经济方面的发展水平和现状，还能够反映居民的经济、寿命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揭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但是，学者们认为HDI 除了关注收入（经济）、健康（寿命）和教育三个核心维度外，并没有考虑环境质量的变化、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当下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创新效应，暴露出指标体系层面的不全面问题。迫切需要对中国特色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进行研究”，于是构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
　　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虽有二十余年历史，但大多侧重在人类发展指数的评价研究，然而对其时空差异特征极其收敛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 HDI 指数的编制和研究》项目组编制的 CHDI指数为基础，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对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时空差异及收敛性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衡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鉴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展开的研究脉络为：首先，对全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时间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全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时间趋势。其次，分析中国 31个省域的 CHDI指数的描述性统计和分布散点图，主要考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特征。再次，基于东、中、西、东北四大分区的空间分布，运用极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来反映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差异特征。然后，利用中国31个省域的CHDI及其增长率空间分位图、全局Moran’s I、局部LISA等结果，来分析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最后，考虑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并通过空间和时空的角度来构建地理加权回归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来对我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通过分析全国CHDI的时间特征，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增长了1.87倍，尤其在2008年后呈现出高增长趋势。各分指标均表现出良好的改善趋势。
　　第二，通过对中国省域的 CHDI时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中国 31个省域所呈现出的增长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CHDI的极差二十六年间从0.1623增加到0.5688，反映出省域间的绝对差异呈增长趋势。CHDI的变异系数呈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
　　第三，通过对中国省域四大分区的CHDI时空差异进行分析，CHDI呈现出东部最高，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是东北地区，接近平均水平，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并且，通过区内或区间差异的度量，发现我国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相对稳定。
　　第四，通过分析中国省域CHDI的空间特征，发现CHDI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中部大部分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均表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与东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减小。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1990年呈现出“金字塔”状，到2015年逐渐变为“中间梯队数量多，两头梯队数量少”的橄榄形结构，说明我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有均衡化的趋势。
　　第五，对我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考虑时间因素的时空变系数模型（GTWR）具备更加优良的统计性质、拟合效果和解释能力。人类发展水平收敛性的相对差距影响显著为负，中国省域层面人类发展水平收敛性的时空差异特征体现为：CHDI收敛性的极差和变异系数，随着时间推进，呈现出“U”型变动趋势，即省域间收敛性的绝对差异呈先减少后增加趋势；CHDI收敛性的平均值的绝对值呈下降趋势，表明这十五时段的中国省域人类发展指数地区均有收敛现象，收敛速度从0.49降到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