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应用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数据的规模化集成效应不仅提高了社会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难度和风险,总体而言,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完全跟上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的步伐。因此,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研究势在必行。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宪法从保障人权和人格尊严的角度阐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为各部门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定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了人格权编,初步形成了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民法典》更多的是事后保护,难以及时挽回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刑法中则对侵犯个人信息保护权利情节严重行为提供了更高级别的惩治措施,但准入门槛过高,无法全面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而行政法保护手段相比于宪法,民法与刑法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功能。行政法可以通过事先的预防、监督和规范,能更高效地治理个人信息侵犯事件,通过事前治理与事后保障相结合,成体系地保护个人信息。因此,本文以行政法的视角来研究在海量、高速的数据环境下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的问题。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尚存在立法不完善,执法监督不严密,行政救济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其中无论是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还是行政处罚均不能与个人信息所需保护法则完全契合,特别是行政救济制度还需再进行完善加强。本文基于海量、高速的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客观现实,以行政法为着眼点分析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域外在个人信息保护范畴的有效成果对我国的启示,尝试论证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在行政法范畴的完善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创制,立足国情,树立保护与利用相平衡的理念,通过分级保护,强化行政法范畴内个人信息保护配套制度的构建;第二,提升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监督管理水平,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并细化监管制度,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强化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以加强我国行政机关监管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第三,全方位完备我国保护个人信息的行政救济途径,加快与个人信息保护相适应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拓展与完善,扩大行政赔偿渠道,从而综合提升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