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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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着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这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如何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内生动力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至关重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在平衡内循环供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当下我国居民消费复苏在消费结构方面问题显著且居民消费乏力,低迷的居民消费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如何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结构,对畅通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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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着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这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如何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内生动力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至关重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在平衡内循环供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当下我国居民消费复苏在消费结构方面问题显著且居民消费乏力,低迷的居民消费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如何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结构,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本文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当前相关领域文献的研究成果与不足,随后在普惠金融理论与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回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的三大作用机制,并从信息循环与经济循环视角梳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消费升级作用机制的新特征。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宏观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首先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对全样本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随后本文将数据按照城乡、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结构进行划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影响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与不同业务类型对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最后本文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引入产业升级和物流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经济内循环中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在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城乡与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分城乡还是划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可以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但却只对农村与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效果明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与不同业务类型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各不相同,除货币基金与投资业务无法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外,其他业务均对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产业升级和物流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调节机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起正向调节效应,而物流发展则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为激发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增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进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强化数字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供给缺口”;发展智能物流,构建物流枢纽网络;加快数字货币推广,优化支付服务环境;加强居民数字金融教育,缓解“数字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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