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易手段,在实践中由于交易双方对转让股权价值难以预估,为了激励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的收益,会在股权交易主合同之外附加达成对赌协议约定业绩补偿。本文以现金补偿式的业绩补偿税务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一般来说,在业绩达不到约定标准时,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一笔业绩补偿款作为对初始股权成交价格的调整,是以企业未来不确定的经营业绩为触发条件的。问题在于业绩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课税评价?是应当在股权交易达成时即刻确认全额收入和损益?还是应当在合同完全归于履行终结后对转让对价进行调整?实践中各地税务机关处理方式差距较大。纵观现行的税收制度,税务实践在业绩补偿款的规制上仍然存在盲区。本文通过税法与合同法的法际整合视角,根本上认为属于税务实践过程中对合同法标准的适用问题。《合同法》将业绩补偿款定性为合同要素的变动,起到调整标的初始价值的作用;而税务实践则认为属于独立的收入。本文从税法与合同法的接轨的的角度探讨税法对于合同法秩序的调整、限制和干预之界限,并为业绩补偿处理提供实践建议。本文以斯太尔补税案和张某股权转让案为例,讨论实务中常见的税务处理意见的利弊,如“合同要素调整说”、“捐赠说”等。在斯太尔补税一案中,税务机关将业绩补偿款项定性为企业接受股东的捐赠从而计算所得税,企业则认为这笔补偿款并不属于当期的收入,税企之间在处理方式上的不同引发了矛盾;在张某股权转让一案中,执法部门在转让方尚未现实实现全部所得时即缴纳所得税,一方面,转让方可能面临着无法缴纳税款的境遇,另一方面转让方面临着未来无法实现全部所得而多缴税款的风险。两个案例共同折射出一个问题,即业绩补偿款应否视为合同的不确定要素而非独立于合同之外的因子。为此,从税收基本原则与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角度进行评价有助于澄清税法的使命并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从《合同法》原则和合约客观实质角度得出业绩补偿属于对转让股权的不确定对价的调整。民事主体在不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有权对交易形式作出自由安排,业绩补偿款通常为双方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手段,在形式上合法,在实质上合理。税务实践应当如何适用合同法标准,纳税人的合同自由界限为何?税法对于合同法调整、重构的权力界限又为何?文章以税务实践对合同法标准的适用理念,得出税法在法律表述上存在片面性、税务实践对个案处理存在差异化、税务实践增加合同负担等问题,并提出增设“金税三期”业绩补偿监督系统、重构税法与合同法的融合机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