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的共犯科处刑罚,这是我国扩大受贿犯罪主体范围方面的表现。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中增加一款,并经《<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确定罪名的补充(四)规定》正式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国际视角观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符合国际反腐的历史发展趋向。从国际做法推衍到中国规定,该罪名的设定合理扩大了贿赂犯罪的追责范围,有力地补充和完善了我国贿赂犯罪的刑罚体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名的创设作为我国践行国际公约与学习国际做法的产物,弥补受贿行为惩治盲区是其直接效果,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法治发展取得的较大进步,但是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如何界定,犯罪主体的范围为何,关系密切以及影响力如何认定,以及近亲属如何处理各实体法之间的差异化问题,该犯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否系对合型犯罪,以及该犯罪与斡旋受贿罪、介绍贿赂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相近罪名如何区分等。该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讨论与界定,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定罪与量刑,造成刑罚科处的空白地带,甚至给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立法初衷相悖离。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此项罪名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目的出发,通过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作出界定、对关系密切的人、影响力等定罪因素作以分析,从而搭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地,通过对比的方法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其他类似罪名做出分析比较,对于分析对比中存在较多观点的方面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最后针对问题分别作出完善建议,认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细化立法规定,从准确定性入手解决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并完善该犯罪的配套措施,以期对完善规范、指导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