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推动者太虚大师(1890-1947)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回应。我们知道，中国佛教在过去的一百年来得以蓬勃地发展，是与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近代中国佛教改革却或多或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此，研究“太虚大师对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回应”这课题，显得很有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近代基督教来华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见解以及它在社会慈善事业上的成就。关于前者，基督教对佛教的评价是负面、消极的；它认为佛教是迷信、道德堕落、死气沉沉、无价值、没灵感的科学、没有神、没有喜乐、冷漠的、令人悲哀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偶像崇拜的宗教。而后者却给予近代中国社会莫大的贡献。同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见解是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们分别从科学、民主自由和道德等方面对基督教教理进行全方位的质疑和批判。然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因着基督教教制和社会慈善事业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而表示赞赏和愿意学效的态度。　　 太虚大师身处如斯环境中，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基督教也持有类似的见解；首先，在教理上，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多是质疑性和批判性的。他以科学精神批判基督教教理无法通过理性验证，故是不合理的、迷信的；而从民主自由角度上来看，他认为基督教教理的神观是一切专制权、强权主义、反自由民主的根源；最后，他断定基督教不合道德因果律、自身难保，故此它无法给予中国社会道德重建上任何帮助。其次，在佛耶对话课题上，太虚虽然有一些佛耶“包容”、“融会”的见解，但是他这么做，更多地倾向于强调佛教的至尊性和超越性，基督教只不过是佛教的“人天乘”、是进入佛教的初阶而已。其三，在基督教教制的课题上，太虚是持着赞赏、肯定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精神及其所衍生的组织力，他甚至鼓励佛教信众要向基督教借镜，且指出自身的佛教改革运动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最后，在谈到基督教的社会慈善事业时，太虚不仅肯定它的贡献，且强调基督教的舍己、利他精神和社会关怀服务，才是佛教要借镜和学效之处。　　 此外，在本文里，我们分析太虚之所以能够一方面质疑和批判基督教教理，而另一方面却能包容、融会某些基督教教理，并不是太虚任意、偶然的想法，乃是与他的人生佛学的第三义“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的佛教，以适应重徵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的倡议有关。故此，太虚的人生佛学高举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质疑、批判基督教教理的利器。至于太虚能把某些基督教教理融会到佛教之中；把基督教视为佛教的“人天乘”的做法，则与他人生佛学的第一义“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的佛教，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的强调点有关。此义不仅呼吁佛教信众要过一个入世生活，且能给他一个包容、融会基督教教理、甚至认同基督教社会慈善事业的理论空间。最后，关于太虚接纳、认同基督教教制的做法，则与他人生佛学的第二义“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的佛教，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的见解有关。　　 虽然太虚一生所推到的佛教改革运动，没有带来显著的效果，但是他的“人生佛教”却能帮助佛教徒过一入世生活以及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更甚者，太虚对佛教全然的委身与奉献、远见与深见、慈悲与愿力是叫人钦佩的，他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中的马丁路德”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