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从中短篇小说的视角与叙述人问题的分析入手，来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基本面貌、生态环境以及作家们的精神指向。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论文从十七年中短篇小说的四种主要视角类型（全知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第一人称他叙、第一人称自叙）切入，采取抽样分析的方式，统计它们的数量分布，以之作为论述的依据。按照叙述人介入与不介入这两种情况，本论文把这四种视角归纳为第三人称叙事（包括全知与限制）与第一人称叙事（自叙与他叙）两大类。并通过前者来考察视角问题，通过后者来考察叙述人问题。 论文的上篇主要分析第三人称叙事在视角上的特点。十七年的全知叙事可细分为三种：评书体、故事体、人物体，这三者的代表作家分别是赵树理、李准与西戎、路翎。通过考察发现这三种类型中，前两种都偏重故事性而相对忽视了人物塑造，尤其是人物心理刻划，后一种虽较注意人物心理的刻划，但却为数不多。十七年的限制叙事也可细分为两种：旁观者视角与主角视角，其中后者较注意人物心理的刻划，这又以茹志鹃为代表。可惜的是这种视角类型数量非常少。由此我们发现，十七年中短篇小说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挖掘上做得非常不够。 论文的下篇主要考察第一人称叙事中的叙述人的身份与姿态问题。在第一人称他叙中主要分析了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生活题材中的叙述人“我”的身份与姿态。这两种题材中的“我”都可分为两种身份：工农兵叙述人与知识分子叙述人，它们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前者显得自信、自豪但缺少个性，而后者则显得谦卑、谨慎。十七年的自叙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类自我叙述人：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前者于谦逊中显出自豪，后者的姿态则较为复杂，有真诚的忏悔的，有逃避推脱忏悔的，也有借忏悔来部分肯定自我的。在十七年中短篇小说中，他叙的数量大大超过自叙，这与当时的文学环境、作家队伍构成不无关系。 十七年中短篇小说在视角上的特点既给文学带来了新气象（如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表现）但也带有局限性（比如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忽视）。而叙述人的不同身份及其姿态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与风貌，也反映了作家在时代与政治面前的精神指向。时代召唤着作家。作家与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十七年作家的光荣与局限都属于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