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
　　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
　　（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
　　（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
　　（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
　　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