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8月正式出台,首次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概念以及种类做出界定。本文从分析个人敏感信息的含义及种类入手,选择支撑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理论基础,梳理我国现有的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范围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而借鉴场景理论论述不同场景的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范围,从中总结出当前现状及问题,结合最小必要原则,提出完善不同场景下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规范体系。本文除绪论部分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个人敏感信息的含义和范围,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厘定个人敏感信息的具体内涵和界定标准,梳理常见的个人敏感信息种类,区分个人敏感信息与私密信息的不同,为本文的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为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理论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部分结合公安机关的法律属性与行政法领域的理论基础,选取了公共利益本位论、权力控制论、法治政府论以及隐私权理论、场景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另外梳理了与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直接相关的法律依据,得出公安机关被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赋予了最广泛的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权力的结论。第三章为基于场景的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范围及评析。按照国家安全、刑事执法以及行政执法三个场景,对与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七个表格形式直观展示具体内容,得出公安机关的广泛职责决定了采集个人敏感信息法律依据的多样性、规范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具体范围的主要是部门规章以及公安机关在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范围上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三项结论;并分析得出公安机关缺乏具体场景采集范围的明确规定、缺乏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操作规程的不足。第四章为完善不同场景下公安机关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规范体系,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最小必要原则为指导,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首先提出完善相关个人敏感信息的界定,制定有关“个人敏感信息”立法解释以及有关“生物识别信息”的国家标准的建议;其次提出立法执法严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具体包含目的明确、最小范围、最小影响、最短期限四项要求;之后提出场景化的个人敏感信息采集范围,其一是根据具体场景匹配不同的采集范围,其二是规范不同场景下个人敏感信息的转递;之后提出细化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操作规程,其一是对采集主体的规制,其二是采集程序的规制;最后提出加强采集人员执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规范数字证书使用与建立计算机专人专用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四项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