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转型是最深刻的社会转型,1978年以后中国国家治理近来经历了一些重要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化。由于权威体制和现代权力运作的特性,中国国家治理对于数字化的依赖较之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更甚。那么,该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国家治理数字化的现象?通过对于福柯“治理术”概念的以及现代统计学历史的梳理,我们发现社会历史的变迁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数字(Number)成为一种治理工具是因为,它清晰性和可计算性的特性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清晰和控制的基本逻辑。因此,我们将国家治理数字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国家治理的过程或者说国家组织行动的目标确定、分配、考核等过程愈发依赖于数字指标。并提出了一个以清晰和控制作为核心逻辑,由绩效导向规范生成的,在“上下分治”的制度框架内运作并以指标治理的具体方式体现的国家治理数字化解释框架。我们接着对于这个解释框架进行了详细论述:在1978年以后变革中,绩效导向驱动着国家治理方式的升级,对于绩效合法性的追求使得数字指标被纳入国家视野,构建和实现各种绩效数字指标成为现代中国政治运转的主调;“上下分治”的管治结构设计是国家治理数字化的基本运行框架,数字的构建和实现都基于这个基本框架实现,同时,数字化的治理方式也确保了这个制度框架的稳定;最后,为了从数字化的完整过程:数字构建、分解、下达、考核和验收的整个周期来呈现我们解释,我们结合了现有对北京市PM2.5治理案例的研究,来说明国家治理数字化的具体实现方式:指标治理。国家治理数字化既是国家为了提高治理回应性与有效性作出的努力,同时包含着一系列异化与悬浮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数字作为一种信息承载方式的缺陷,以及近代以来技术主义助长的“政治的自负”。对此,应该如何构建一种对于国家治理数字化的有效矫正机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