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历史的以及现实的原因,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相对滞后。以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创设为标志,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正式开启。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探究了正在发展演变中的东亚地区主义。虽然研究成果丰富,但不少学者更多地停留在运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东亚地区主义现象与发展路径,而很少有基于东亚视角的地区主义理论与路径的阐释。本论文的主题是,如何创设符合东亚地区现实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论文层层递进,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由、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等,并对论文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东亚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被普遍视为东亚地区主义的萌芽。而东亚地区主义真正获得快速推进的重大转折点,是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推动。这场危机迫使东亚各国开始认识到加强地区内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继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后,东亚地区合作进入了机制化的发展轨道。但后来由于东亚峰会机制的创设及由此引发的地区内部的纷争使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几乎陷于停滞。正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各相关理论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路径的创设。按照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就是地区霸权大国主导下的机制创设或大国间相互制衡下的协调安排。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逻辑是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降低了国家间信息交流的困难,进而强化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推动了东亚地区朝着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方向发展。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路径是一种东亚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国家间以及地区组织、个人等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逐渐强化一种地区的认同。而按照功能主义以及新功能主义的基本逻辑,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从非争议性的技术、功能以及经济问题入手,通过合作产生“外溢”效应,推进地区范围其他领域的合作。按照政府间主义以及自由政府间主义的逻辑,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东亚各国政府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渠道,通过政府间地区性合作实现国家的利益。而按照开放地区主义的逻辑,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是一个开放式的、不预设目标的地区性合作,这种开放不仅是地区内的开放,也包括对地区外所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非关税、非边界的便利化贸易体系和一定的全球性机制。但这些路径创设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各自理论本身的制约,没有能够准确把握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脉搏,因此也无法创设一个基于东亚视角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正文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塑造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地区主义的发展动力、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地区主义的发展目标与地区合作机制等。东亚地区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地区外多重压力、地区内认同力量与地区各国谋求力量的平衡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动力。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东亚地区核心主导力量的缺失、内部凝聚力的缺乏、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因素的存在。虽然东亚各国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地区主义发展目标,但目前仍然存在对东亚共同体的不同解读。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则主要包括：“10+3”机制、“10+1”机制、东盟机制、中日韩对话机制等。正文第四章主要提出并论证了过程中的政府间合作这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创设的依据。首先,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地区合作进程,不仅东亚地区化是各国政府政策影响下的进程,而且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间合作。其次,东亚地区主义是在过程中展开的合作进程,过程性是其典型特征。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动力推动的结果、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制约因素影响的结果、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目标导向的结果和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规范的结果。结论部分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路径是一种过程中的政府间合作,即一个在过程中展开的政府主导下的地区合作。这一发展路径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动力、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目标及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们共同塑造了这一极具东亚特色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