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极端灾害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事实，以及人类对其的响应方式、过程等经验，对当前人类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首先从粮食安全视角入手，基于全球变化风险理论，构建了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过程、机制研究框架和代用指标体系;然后以明清时期的华北地区为对象，开展历史实证研究，并对晚明与晚清两个典型气候转折时段的社会影响及响应机制进行对比。主要结论如下：　　⑴气候恶化（转冷、转干、极端灾害增多）主要通过削减粮食产量（直接导致华北五省1580～1630年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30％以上）和加剧财政恶化（如北方军屯系统在气候冷干化的影响下加速崩溃，使1570s之后北边军费占太仓支出的比例相比之前至少上升10％）等途径作用于晚明华北社会，最终均指向民变风险上升和军事压力增大;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华北持续大旱，不但直接触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并为起义军提供了重要兵源和主战场，使其在1634和1640年两次东山再起，同时使明军补给日渐断绝，导致军事镇压最终失败。　　⑵清代华北平原对水旱灾害的社会响应机制在不同时段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从恢复（1720s以前）、兴盛(1720s～1770s)，到衰落(1780s～1850s)、崩溃(1860s～1900s)的阶段性变化。响应机制的转折过程中，除一系列社会因素（如人口增长、财政状况、移民政策等）之外，年代—多年代尺度的气候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8～19世纪之交的降温事件和极端灾害的增多，导致当地粮食减产约11.45％，从而加速了粮食危机激化，将社会动乱的爆发提前约20年。　　⑶晚明和晚清时期的气候恶化都对华北当地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社会响应机制存在显著不同，其间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晚明气候恶化程度强于晚清，这是其造成更严重后果的自然基础;晚明华北相对单一的熟制和粮食作物选择使其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比晚清更为敏感;晚清政府在华北救灾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和高效，同时北方边境的平静允许政府通过跨区移民缓解救灾压力，这两点决定了晚清华北具有更强的社会响应能力。　　⑷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过去气候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探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所做的尝试，一方面完善了本研究领域的理论框架，深化了对气候影响过程及人类应对决策的科学认识，同时在方法论（特别是定量方法）上也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