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D.塞林格的唯一一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经问世,便受到许多人的关注。有的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小说,整部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的叙事视角,以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讲述了离开学校三天之内所发生的事;有的则认为正是因为霍尔顿的充满诅咒、有关性的语言,而应该遭到抨击。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相当有影响力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中译本是1983年施咸荣译本和2007年孙仲旭译本。该论文运用了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四层次论——意识形态、诗学、论域和语言比较了两个译本。从中得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个译本对一些词的翻译,施译本相对于孙译本来说,文字相对保守很多。从诗学方面来看,两个译本所反映的视角和立意又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施咸荣的立意一方面是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则是揭露美国当时的中产阶级的颓废的精神状态,而中国的青少年则深受党和国家的关怀;相比施咸荣的政治色彩较浓的立意,孙仲旭则纯粹是因为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从这部小说中找到过共鸣,也认为当下的孩子也能从霍尔顿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第三层次论域主要涉及的是异域特色,施咸荣的译本虽然按现在来看有些不正确,但是对于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可谓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部很好的翻译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而且施译本的确在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语言角度来看,孙译本则更为注重汉语的语言习惯,采取的异化的翻译策略居多。综上所述,该论文在描写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1983年施咸荣译本和2007年孙仲旭译本从文化和语言角度做了对比分析,说明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当语言层面的分析不足以完全解释复杂的翻译现象时,文化层面的分析比如意识形态角度就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