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光元年(1821)到宣统三年(1911),晚清文人戏曲是古典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社会变动的过程中经历了蜕变和转型。在古典戏曲研究中,晚清文人戏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一环,而在晚清戏曲研究中,晚清的文人戏曲又较少得到整体关注。因此,本文从晚清文人戏曲几个方面的问题入手,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考察戏曲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主旨、晚清文人曲家的整体格局、晚清文人戏曲较为突出的创作方式,以及戏曲内部发生的变革。另一方面,从个案角度,重点考察晚清在活动经历、戏曲成就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戏曲家,加强晚清戏曲家的个案研究。晚清文人戏曲创作的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晚清文人的戏曲以清中叶以来雅正追求影响的文人戏曲创作的主要风格;其二,晚清士风、学风的嬗变也影响到曲家的群体构成和戏曲创作的转向,突出表现在戏曲家创作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结;其三,晚清家班消歇以及戏曲禁令的持续也是文人戏曲创作的背景。晚清文人戏曲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文人的不遇感慨到家国关怀、从爱情描写到贞烈叙事、从团圆结局到断缘收场等几个方面,体现了晚清文人剧作主题的时代变迁。晚清文人曲家的整体格局,首先,在地域格局上,江浙曲家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主要地域出现以苏州府、杭州府、徽州府、长沙府、广州府为中心的曲家群体。从总体上看,曲家之间由于游幕、游学、游宦、报刊等交往活动构成了晚清戏曲家共同的交往群体网络。其次,晚清报刊的传播改变了传统的曲家格局。随着报刊传播方式的兴起,曲家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人结社、诗词唱酬等传统的交游方式,而是随着报刊的发展而走向更为宽阔的公共空间。在时局的变革面前,戏曲家的身份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由于报刊的发展,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戏曲创作和发表格局。在戏曲体制内部,晚清文人戏曲发生链条式的重要变化。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上,“以文为曲”使剧作出现文章化和传记化的倾向,剧作由排场向文章的倾斜而呈现文章化、由传奇向传记的倾斜而呈现出传记化的面貌。“以文为曲”的创作现象和剧作文章化、传记化的趋势是考察晚清文人剧作从排场化到案头化的重要视角。由于文章化、传记化,在脚色体制上造成脚色失衡,因为要突出剧中某个脚色,而另外的脚色必然会屈居次要位置,从而使以生旦脚色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剧中单一脚色为中心。“以文为曲”反映了晚清曲家对现实的关心以及对戏曲风化功能的关注,但剧本与舞台演出渐行渐远。在曲律和文词的关系上,晚清曲家多是“按谱填词”,体现了在创作中以意为主、以律为宾的倾向。晚清戏曲家中,严廷中、黄燮清、袁祖光等人的戏曲创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严廷中曾主盟秋声诗社和春草诗社,与曲家交友广泛,其《秋声谱》的创作体现了伤怀补恨和感慨沦落的创作动机。黄燮清是晚清著名诗人、戏曲家,虽为国彦之才,但是科举不顺,黄燮清与师友之交促成了其多部戏曲的创作。陈其泰促成了《帝女花》创作;陈用光作为桐城派成员和浙江学政的身份,对黄燮清的《脊令原》、《鸳鸯镜》的创作在风雅主旨上,有规导作用;吴廷康为表彰节烈和悼亡也促使了《桃溪雪》、《玉台秋》的创作。黄燮清以文人之笔作剧,体现了诗才有余、剧才不足的矛盾。袁祖光的《瞿园杂剧》及其续编,反映了曲家本人的自我感慨,也反映了曲家从不同角度对国势积弱、鸦片流毒、效仿西方等问题所作的反思。在时代变迁中袁祖光对纲常的态度上表现出坚守和批判的矛盾性,反映了文人在社会革新时期的特殊心态。袁祖光的杂剧创作体现了对传统风格的继承和拓展,在历史定位上,与梁启超倡导戏曲革新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同时,详细考订晚清十余位戏曲家许鸿磐、黄溶、黄治、钟祖芬等人的生卒年,进一步完善了晚清文人戏曲家的史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