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对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基于“抓落实”的需要进行了严密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在基层,服务下乡、行政下乡使得基层政府面临越来越繁杂的治理任务,县区和镇街作为科层体制内落实行政目标最基层的实际承担者,为了有效完成目标任务,也在不断改进治理技术,各种有着“强激励”特征的治理技术在基层治理中广泛使用,试图以强化治理责任、激发治理热情及提高治理绩效。笔者通过对W街道的综治工作开展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综治工作中有着明显的“强激励”制度设计,包括综治工作是政治性任务的天然属性以及组织机制的全面动员性、运行机制的压力性、监督考核的系统性。但是综治工作体制的“强激励”性却并未在W街道产生较为积极的治理竞争,也没有出现类似于某些研究者所说的“强控制-强激励”下的“治理锦标赛”现象,而是呈现出治理偏差与执行软化。与此同时,虽然基层政策执行出现治理偏差和软化,但是作为约束控制基层政府工作执行的考核机制同样也出现运行异化现象。其考核执行过程存在活动空间,相应的考评结果呈现高达标率、“弱排名”等共性特征,惩罚也出现“虚化”。因此,具有“强激励”性的综治工作总体呈现“治理软化”和“考核软化”,笔者将其总结为是一种“强激励——软治理”状况。这种异化背后的逻辑是本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予以阐释:1.强激励生成。首先阐释“强激励”如何生成,从综治工作任务的特有属性——政治性、组织机构的全面动员性、运行机制的压力性、监督考核机制的系统性四个维度剖析综治工作的“强激励”特征。2.治理偏差和考核异化。用第三、四两个章节,结合田野观察的发现阐述“软治理”的表现。第三章从治理主体目标软化和执行过程软化两个维度介绍了“治理偏差”的各种表征;第四章从考核执行环节软化和结果运用软化两个方面阐述“考核软化”的表征。3.“强激励——软治理”背后的逻辑分析。在最后一章,笔者试图对强激励如何被软化及该状态持续的原因做出解释。本文认为,“强激励——强治理”的理想状况难以出现,而出现“强激励——软治理”的稳定状况,有着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层次是基层治理中的现实困境,具体包括“任务—资源困境”和科层困境。在“任务——资源”困境下,激励强度与治理效率并非呈现线性关系,笔者试图将治理任务纳入到“激励强度——治理效率”的关系中考虑,建构了“激励强度——治理任务”模型,对当前基层治理当中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强激励——软治理”现象予以解释。科层困境则使得基层工作越来越依赖村庄和社区的情况下,却只能实施天然“有缺陷”的激励。第二个层次,笔者分析“强激励”软化背后的逻辑。包括:综治绩效测度困难、责任共担与激励同向导致“共谋”行为。最后一个层次,笔者分析“强激励——软治理”现象可以长期持续的逻辑。一方面,“强激励——软治理”状态下虽然无法实现理想治理目标,但是基层依然可以保住完成任务的“基本盘”,由此没有强大的势能突破“强激励——软治理”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强激励——软治理”也可以将正式的治理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为非正式治理资源,可以更适应乡土社会的治理需求,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更具有适应性的基层综治工作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