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融合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伦理批评等理论和方法，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是为本文宗旨。一方面，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喜剧、悲剧及传奇剧所涉及的广泛伦理生活领域进行考察，发掘莎剧王权伦理、家庭伦理、爱情伦理、社会人际伦理及伦理乌托邦等不同领域的独特伦理现象和道德理念，剖析莎剧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伦理原因，阐释纷繁伦理事件的道德价值启示，并结合莎剧写作所处的历史境遇，试图回到当时的历史伦理现场，历史、客观地理解、把握和判断莎剧呈现的伦理关系规律和道德理念内涵；另一方面，以对“利益与道德”核心伦理范畴及其悖论关系的思考为主线，既综合把握和提炼诸领域的伦理道德思想，呈现其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又将各章节相关的伦理探讨逻辑地连缀一体，勾画大师对人之存在本质和终极意义的探索历程，并进一步阐发后期剧作所建构的伦理乌托邦的多层面理想内涵。第一部分，解析莎士比亚戏剧伦理叙事的历史境遇。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正处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宗教神本主义冲撞博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主义以尊重人的个性价值、张扬感性欲望、发挥人的智慧创造力为突破口，与神本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本质是以人的本性力量突破神本主义强加诸于人的层层束缚，恢复人的自由本质，试图不再借助于上帝的外力，而以人自身感性和理性的创造合力，自由自主地建立人间的幸福乐园。实际上，无论从情感欲望层面，还是人的精神理性（包括智慧理性、道德理性和信仰理性）层面，基督教的原初教义、本质内涵及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哲学理性精神的传承，均表明基督教自身也包蕴丰富的理性层面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从肯定人的自然欲望、价值尊严、智慧能力的基础上，立足现世生活而追求更好的生存方式和世俗理想；基督教人本主义（基于《圣经》原初教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信仰）则从肯定人的理性和精神能力的基础上，立足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追求一种至善至爱的生存方式和超世理想。因此，二者的精神契合点就在于，都体现着人从不同途径向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不断接近、不断超越、不断提升的进取精神，毋庸置疑，是二者的合力推动文艺复兴前进的步伐。文艺复兴既是人的感性欲望的复兴时期，也是理性复兴和重构的时代。而英国的文艺复兴，宗教信仰与人文主义更获得一种较好的平衡，宗教性和世俗性从冲突渐趋融合，保证了本国的稳定和发展。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之中。从伦理维度看，文艺复兴分别从两个源头处继承了异质而又互补的伦理思考与伦理精神，其伦理思想是人们对社会转型时期变化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和道德现象的“反思”，是时代精神在伦理道德领域的显现，主要表现在伦理思想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神本伦理转换为人本伦理，即从中世纪的神本位、理性本位和群体本位的神本主义伦理转到了人本位、欲望本位、个体本位的人本主义伦理，其伦理价值核心是个体利益为本，伦理宗旨是指向个性解放、个体自由、个体价值实现，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莎士比亚戏剧是一面反映历史真实的镜子，以对利益和道德之复杂关系的关注和思考为伦理叙事之经，以戏剧文学特有的审美艺术技巧为叙事伦理之纬，记载了文艺复兴社会转型时期人类伦理道德思想的演变轨迹和丰富内涵。第二部分，阐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王权伦理。本文从组成王权伦理的各权力阶层之间的伦理关系，即王权与教皇神权、王权与贵族势力之间的权力更迭角度切入，呈现其剧作所展示出的神权伦理向王权伦理转换、王权伦理艰难羽化的演变轨迹，理析剧本在呈现伦理演变过程所负载的王权伦理内涵、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王权伦理代表的是一种世俗权力伦理，其本质是人文主义伦理观念在政治权力领域内的表现。首先，其剧作呈现了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向教皇神权的挑战，经过漫长斗争，国王最终取代教皇成为上帝在现世的最高代理人和教会的首脑，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从神权向人权的移位，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体现了“主权在王”的权力理念。其次，其剧作呈现了失去神权佑护的国王们与贵族叛逆势力的博弈，在人对人的较量中，篡权的新型国王以超凡的智慧、胆识和谋略战胜贵族反叛势力，确立以人自身的能力开创、统治和驾驭所有世俗力量的政治秩序，国王以个人的能力和威慑力使王权更为强大，体现了“能者为王”的权力理念。最后，其剧作呈现了经过几个朝代的更迭演进，国王个人权力最终凌驾于教会神权、贵族议会等政府权力之上，发展为“一人专权”的君主专制，体现了“王者至尊”的权力理念。王权伦理中权力秩序的更迭，表现了人本意识觉醒后，作为人的一种历史主体性责任和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意识的提升，莎剧客观反映了当时强大的专制王权的历史发展趋势。莎剧不仅表现了王权伦理演变中的权力一极，还通过演绎在神性和人性、权力和道德、荣耀和重负之间徘徊的数位国王个体命运的沉浮，传达了他对居于最高位的君主道德的思考。即使上述权力更迭的残酷现实和历史必然曾让他无奈和困惑，但其始终持守权力杠杆的道德一极：从亨利王朝几代帝王心理阴影的刻画、理查三世和亨利五世的鲜明对比，就可以感受出他对君主道德的倚重，呈现了国王个人与王位权力之间的权责关系即权力与责任关系的变化，逐渐从“王者至尊”“国王权力至上”向“国家利益至上”的责任伦理转变，充分传达了“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德性价值取向，寄托了剧作家德能兼备的君主理想。第三部分，论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戏剧主人公颠簸经历和情感震荡之命运叙事，表现他们的爱情追求与伦理抉择，揆度其爱情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莎剧中的爱情伦理，本质上也是人文主义伦理观在爱情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个体自然欲望的张扬和现世幸福的追求等个人主义倾向为特征。主人公们以一种主动进取的姿态，勇敢突破禁欲主义、专制父权、封建门第等外在限制，表达爱情自然、自由、自主的伦理品质，确立“爱情至上”的爱情价值信念，呈现千姿百态、自由浪漫的恋爱景观。但莎剧也淋漓尽致地凸显情欲和理性、爱情与道德、个体诉求与他人（群体）利益的交锋，表达关于爱情伦理的思考和道德启示。一方面，主人公们主动克服诸如个性冲突、性格缺陷、信念差异等内在缺陷，发展出本真、信任、诚挚和忠心等爱情美德，尤其是无私忘我、“爱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为爱情伦理添加理想的道德内涵，充分体现爱情力量的道德正价值。另一方面，爱情所具有的激情和欲望特性，往往使恋人们要么过于沉迷肉欲和欢娱，要么爱情至上的追求使其忽略和遗弃其他的伦理责任及义务，要么情深到极处爱情发生畸变，最终造成对于爱的致命伤害，从而解构了忠诚、深情、信任等爱情品质的存在意义，体现爱情的道德负价值，也从反面伸张了节制、智慧、宽容、理性的爱情伦理内涵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解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家庭伦理。莎剧中家庭领域夫妻之间、代际之间、平辈之间的伦理关系乃至矛盾冲突及其梳理，旨在揭示莎剧家庭伦理的演变轨迹和道德启示。剧中家庭伦理的嬗变同样也是人文主义伦理观的表现形态，家庭成员的个体意识增强，个体利益、自由和幸福诉求扩张，冲击天伦亲情和家族利益，成员间的伦理地位发生变化，占支配地位的父权、夫权和长子世袭权等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受到挑战。夫妻之间，莎剧中的妻子们从被动走向主动，纷纷由夫权操纵的婚姻幕后走向前台，客观上凸显妻子对婚姻幸福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她们于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家庭地位的上升，逐渐成为丈夫生活和事业中的好帮手与合作伙伴。在妻子地位上升的境遇下，莎剧揭示消除话语权力纷争、培育契合个性、营造和谐关系、互相平等信任成为幸福婚姻的基础。代际之间，因尊严、利益和价值观的差异，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伦理冲突。年轻一代追求个体尊严、利益与爱情，不惜把亲情、名誉和家族作为牺牲，冲破天伦情感纽带；推崇父权尊严和家族荣誉的父辈，则往往根据家族利益和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惜损害子女权益。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表明代际之间已然丧失了维系亲情之爱的伦理根基，莎剧客观反映了传统父权在家庭伦理体系中的衰落。兄弟姐妹之间的天然亲情、手足之谊，也被权力、财产、地位和情欲的个体追求所阻断，使平辈之间充满竞争、阴谋。在亲情和私欲之间摇摆的家庭伦理中，莎剧一方面表现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突破父权家长制和长子世袭制禁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又揭露个体欲望的偏执对人间至情的侵蚀和毁坏，表达了对血亲骨肉之间天然伦理之爱的坚守，也即提倡一种亲人利益至上的大爱。第五部分，论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社会人际伦理。从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揭示同一社会共同体中不同等级、职业、种族、信仰的人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冲突的伦理现实。莎剧把人物置于私欲和道义之间，从道德选择和行为后果中显现人际伦理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莎剧比较集中地赋予友谊一种无私忘我甚至自我牺牲的伦理品格，永远把朋友利益、需要置于自我之上，努力从人际交往中挖掘人性的情感和道德质素，彰显人文主义关于人对自身道德理性的关注和提升。在不同等级、地位、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力图通过复杂命运的变迁，颂扬宽容友爱、为人着想、无私忘我的善行，谴责偏执狭隘、背信弃义、打击报复之劣迹，昭示以平等、公义、宽容、慈善为内涵的博爱、“友爱至上”理念，体现出大师尊重平等、关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六部分，阐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伦理乌托邦。通过喜剧、悲剧和传奇剧在伦理思想上或承继或转折的比较研究，从道德信仰的升华、道德天性的追寻、自我救赎的求索、理想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四个维度，呈现大师伦理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贯穿其剧作、以善爱为内核的伦理追求和道德追寻。莎翁在其后期传奇剧中，将信仰之道德精神融入其“人本位”伦理体系，勾画出在信仰启示下依靠人类理性达至自救的伦理理想，在欲望与理性、利益与道德、灵与肉的人性天平中，更加凸显人之为人的精神本质、理性本质、道德本质，以至爱、真、善、美统一的道德理想境界成为莎剧之灵魂。总之，莎剧涉及政治、家庭、爱情、人际、乌托邦理想等广泛伦理问题，从国家到社会、从家庭到个人、从现实到理想，几乎囊括全部人类生活。尽管随着阅历增多与思考拓深，其剧作所呈现的伦理思想亦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道德之子”的精神气质一以贯之，呈现出一种以追求善爱为核心的利他主义道德思想，形成以人本位为根基、以欲望与理性、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现世进取与来世信仰的动态制衡为特征的伦理思想体系。其剧作终究表明，人之本质是一种精神存在、理性存在、德性存在，主动进取、追寻德性、趋向至善乃其剧作的道德主线，也是戏剧灵魂，以智慧、慈悲、友善、宽容、平等、正义、节制、博爱为内涵的德性坚守记录着大师终生的精神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