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晚晴改革，我国的传统语文教育在逐步的发展，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也经历许多的起起伏伏，它们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关系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自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在对待语文课程内语言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教育倾向。独立设科之初，在“中体西用”、“经世致用”等思想的指引下，分设“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和“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基本上是以语言教育为主，注重工具性；“读经讲经”则注重教化性。民国初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合并为了“国文”一科，形成了以语言教育为主，以文学教育为辅的合科教育。语言教育的工具性得到强化，注重语言教育的实际应用性；文学教育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人文内涵的教育功能得到了确认。五四时期，“国语”、“国文”分科设立，白话文逐渐成为教材的主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文学教育被推崇到了关乎人生、国家的重要位置，更多的涉及了“思想”、“精神”的层面，文学教育被“实用”所影响，其审美功能反而被忽略。同样，语言教育也被忽视了。战乱时期，语文教育被时代主题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战乱的背景下，语言教育的“实用性”得到了强化，重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与实际运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成为了语文教学的侧重点；文学教育沾染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本身的审美功能被忽略，附属的思想教育功能反而被无限的扩大。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教育的影响下，实行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汉语和文学作为两个独立的科目，具有着同等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文学教学一度超越了语言教学的地位，文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受到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语文教育工具论思想，语言教育“一统天下”，文学教育销声匿迹。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文学教育开始复苏，并逐步受到重视，使得文学教育取得了与语言教育并列的地位，形成了“审美”、“鉴赏”的教育特色；语言教育则被弱化，语言知识教育和语言训练的系统性逐渐被淡化，更加重视对学生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就在这二元的徘徊中挣扎，其间多受政治、传统课程文化及国外教育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论争中，无论是语言派还是文学派占据优势，都应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政治权利斗争的产物。对于传统课程文化的影响，我们要审慎地对待，要从传统课程文化中借鉴经验，更要从语文课程自身的宗旨和任务出发进行探讨。对于国外的的语言教育思想，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来对待，首先应肯定国外语文教育思想有着自身的优势和价值，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对我国的语言、文学之争有着很好的借鉴价值。其次，应认识到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自身的传统和实际，对国外教育思想不能盲目套用。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都没有建构起完整的系统的语言、文学教育体系，这也是我国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出现盲目混乱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解决语言、文学教育混乱盲目的问题，使语言、文学教育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就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语言、文学教育体系。只有在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教学体系的指导下，才能保证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