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以来,凌叔华小说的传播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24-1931年,凌叔华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转变,迎来了首个传播上升期和高峰期。她先后在《现代评论》、《晨报副镌》、《新月》等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共29篇,并结集为《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3部小说集进行传播。作品还得到茅盾、苏雪林等文学评论家的肯定。《酒后》、《花之寺》甚至被译介到日本。抗战时期,小说在国内的传播受阻,相比之下,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凌叔华共发表小说17篇,作品数量和艺术水平均较前期下降。不过,前期发表的部分作品《绣枕》、《花之寺》等仍然受到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关注,表现出持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小说集《花之寺》和《千代子》先后在日本出版,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50年代以来,小说传播表现出复杂性和曲折性,形成国内沉浮交错,国外异军突起,国内外互补的态势。50-70年代,小说在国内的发表和传播渠道被阻断,基本淡出研究者视野。相反,国外却掀起了对凌叔华的研究,表现为50年代《古韵》在英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以及60年代美国汉学界夏志清等人对凌叔华的肯定。新时期以来,借助国内文艺界“重评”热潮,凌叔华的文学史地位基本被恢复。虽然小说以编入教科书、工具书以及结集出版等多种形式传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凌叔华自己却面临被消费的尴尬。纵观凌叔华小说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小说主题与时代主题的契合度、政治因素以及作家的人际关系对小说传播具有突出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不仅体现在凌叔华个案,也体现在“五四女作家群”其他作家的作品传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