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两个“泼妇”形象:莎士比亚创作的《驯悍记》中的凯瑟琳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究其成为“泼妇”的原因,揭示女性命运的走向。凯瑟琳娜与王熙凤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由于性格泼辣,语言犀利,行为过激,她们被视作缺少所谓的“妇德”,即“女性气质”。父权社会通过包办婚姻剥夺她们的话语权,又通过道德规范的束缚把她们驱逐到社会的边缘,使其成为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但是她们并非像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一味忍受,而是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抗争。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争取话语权并且试图恢复其女性的主体性地位。然而由于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不够深刻,又受到来自社会和传统的多重压力,她们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而作为该形象的创造者,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虽然关注女性的生活,同情女性的命运,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无法逃脱自身性别以及父权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作品的女性抗争注定不会彻底,必然走向失败。本文对两位泼妇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进一步诠释了两位作者的女性观,进而为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