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收益的波动性与实体经济走势及市场多空双方博弈密切相关，由于不可预见的经济政策调整和突发政治事件，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风险，进而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此同时，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存在影响了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效应，放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现有文献鲜有基于投资者情绪传导角度，对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大量对政策不确定性非理性反应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本文以2003至2019年上证及深证股市月度收益波动为样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衡量中国股市投资者情绪的综合指标，在控制了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波动后，运用多元DCC-MGARCH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投资者情绪波动与股市波动三序列间的时变动态相关关系。此外，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在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波动间的传导作用，并使用析因设计分析了投资者行为对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市波动的调节效应。
　　研究的边际贡献及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市波动间的传导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市波动中的中介效应显著，投资者行为在高情绪期对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市波动具有正向偏移的调节效应。此结论对启发监管部门从“投资者情绪传导”角度调控证券市场非理性震荡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本文系统性地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率波动序列纳入DCC-MGARCH模型，给出了三序列间的联合波动溢出效应，保留了序列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波动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者情绪对股市的波动具有显著的时变正向溢出效应。第三，为更深入地研究序列间的时变动态相关性，本文考虑了不同市场状态及情绪水平下序列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在市场恐慌性下跌及高情绪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波动的短期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但长期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与情绪表现出波动连续性，在股市持续上涨及低情绪期三序列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更高。
　　本文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减少政策制定的朝令夕改，且在经济政策变动时应给予全面解读以化解投资者风险情绪。同时，在股市非理性震荡时合理引导投资者期望将是有效促使中国股市平稳健康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