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基金业绩的评级是在每一季度末。个人投资者会把基金评级作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期末溢价现象正是由于基金公司使用粉饰业绩的手段来提升自身的评级所造成的。此外,由于业绩—资金流凸性关系和明星基金溢出效应的存在,基金公司“造星”得到的好处远远高于这个基金本身带来的收益。因此,基金公司有动机进行“造星行为”。“造星行为”产生的结果就是基金在期末出现期末溢价现象。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基金自身拉抬尾市的行为。第二种是基于基金家族策略的行为,具体操作方式有三种:换仓;优质资源的不均等配置;低价值基金为高价值基金“抬轿”。为了验证个体基金公司的期末溢价的现象,本文选取了东方基金管理公司为样本基金公司,使用了其股票型基金和偏股型基金在2014年-2019年的单日超额收益率数据。首先,本文研究了东方基金样本基金的期末溢价现象。通过事件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东方基金的样本基金确实在季度末有显著的正向溢价现象。接下来,本文再将期末溢价的研究放在基金家族的视角下。研究了成立年限、规模、收益排名前25%的基金在季度末的表现,发现高收益基金会产生更高的期末溢价。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有说服力,本文又研究了收益排名前25%的基金和收益排名后25%的基金的平均收益之差在季度末的表现。研究发现其收益率之差在季度末存在显著的溢价现象。这进一步证明了东方基金收益高的基金的溢价行为确实更为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东方基金的期末溢价现象确实和家族策略有关。其次,为了方便甄选有利益输送的基金,本文研究了单只基金在季度末的溢价行为。在这里,本文引入了旗舰基金的概念。将东方基金样本基金中成立年限最长的基金定义为年龄旗舰基金;将规模最大的基金的定义为规模旗舰基金;将收益最高的基金定义为收益旗舰基金。本文分别研究其各自在季度末的表现,发现年龄旗舰基金和规模旗舰基金在季度末并没有超越其他基金的显著溢价行为;收益旗舰基金在季度末的溢价现象相对于非收益旗舰基金来说更为严重。这与前文中高价值基金的期末溢价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证明了东方基金管理公司的家族策略更侧重于收益率高的基金。最后,本文研究了家族策略的实现基础。在这一部分,本文探讨了东方基金样本基金的IPO分配和共同持股情况。最终发现东方基金倾向于将IPO资源分配给家族中规模大、成立年限长的基金。但这些基金的期末溢价现象却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因为IPO资源倾斜策略对期末溢价的作用比较小。在共同持股方面,东方基金的共同持股水平比较高且高共同持股基金大多存在着更为明显的期末溢价。这证明基金家族策略实现的基础成立。此外,为了排除日历效应的影响,本文将东方基金所有样本基金和旗舰基金的期末溢价研究放在了非季度末的月末进行研究。最终发现,在非季度末月末以上溢价现象并未出现。本文在上文的结果是稳健的。特别地,本文发现东方基金季度初的回撤一般发生在季度初的第二天。这可能是东方基金自身的特征,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基金。但是这表明了基金在季度初的回撤不一定发生在季度初的第一天。可能出于躲避监管的角度,东方基金将回撤日期延后。这说明本文以后在研究基金的溢价现象时,不应只关注季度末的最后一天和季度初的第一天,应适当将观察窗口放大。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基金公司个体出发,提出了一种验证个体基金公司期末溢价现象的方法。这种验证方法可以运用到各个基金公司上,通过这种验证所得出的结果可以成为基金公司存在期末溢价现象的直接证据。此外,本文创造性地使用了家族旗舰基金的概念并将家族旗舰基金从成立年限、规模和收益三个维度进行阐释。这种分类方法拓宽了基金家族研究的分类方式。也为定位基金家族的利益输送基金提供了一种思路。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选用了东方基金管理公司一家基金进行研究。但是不同基金公司在管理规模、专业度和管理能力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的一些研究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公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文的普适性上存在缺陷。此外,以往对于基金家族的研究中,共同持股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本文在这一点上并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