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18世纪清代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家与美学家之一。他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不受羁绊、重视生活情趣而称誉当时。诗文创作方面,他提倡“性灵说”,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表现诗文家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兴趣和识见,正因为如此,袁枚成为了当时具有很大争议的诗文家与诗文理论家。本文以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作为研究对象,拟对其“贵人”、“重生”、“尚情”等美学精神进行考察与阐述。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袁枚提出“性灵说”的社会、个人因素与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袁枚“性灵说”提出的社会与个性化审美趣向进行研究。清朝初期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统治者也加强了专制统治。高强度的文字狱使文人无法也不敢随便议论时事,只有埋头考据、提倡复古。袁枚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审美趣向,致使袁枚在这种背景下高调倡导“性灵说”。也正由于此,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就引起了文坛的巨大反响,得到了不少诗文家的响应,并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清代“性灵”派。第二部分是对袁枚“性灵说”的文化和思想渊源进行研究。指出袁枚的“性灵说”是在反对清代乾嘉时期的复古派,反对肌理派、神韵派、格调派的背景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对“性灵说”的提出进行了简单的溯源,指出袁枚成为“性灵”美学思想的集大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章主要阐述“性灵说”之“贵人”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性灵说”的人文美学精神与儒道传统关系的研究。指出袁枚提出的“性灵说”中的人文美学精神与儒道传统的人文美学精神是一致的,都对“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精神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具有诗意化、审美化特征;第二部分是对注重自我价值的“贵人”美学精神进行研究。认为“人”必须抒发自己的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包括封建社会极力反对的“男女之情”,也包括对不同阶层的平等之情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第三部分是对袁枚的个体化审美诉求与人文美学精神进行研究。指出其人文美学精神呈现了“人”的至情至性,体现了“人”的价值,注重个体化审美诉求,强调“人”的个性,从而呈现出一种新颖性、独创性特征。第三章主要阐述“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真切生命体验的抒发进行研究。袁枚认为诗文创作是诗文家对自我生命世界的一种呈现,极力倡导生命意绪的表现,认为“性灵说”包含了上面两点:既注重对诗“人”个体生命情怀的抒发,也主张对“人”整体生命意绪的表现。这正是“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的表现。第二部分是对自在生命的自由抒发进行研究。认为自由抒发必须缘分情而发,因情而作,只有因情因性的创作才是自由生命的自由抒发,自由生命的自在抒发体现了享受人生,快乐人生的适我原则,认为生命应该“诗意的栖居”,“性灵”是一种天然生命意识,是“人”的生命精神及其展现,是其生命意绪的纯然本真表现,表现了“自我”的“最高真实”。第四章主要阐释“性灵说”之“尚情”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进行理论溯源,对“抒发性情”与“诗缘情”说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抒发性情”是对“诗缘情”情感理论的一种充实和完善。第二部分主要讲“尚情”美学精神的实践运用,主要选取袁枚的散文对袁枚“尚情”的美学理论进行实践佐证。指出袁枚极其注重“文”中“性情”的呈现,袁枚“文”之“性情”说更推崇自然情感或者说审美情感,反对以道德、理性、认识约束“性情”,即“情”求“性”,更具有美学意义。袁枚“文”在当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袁枚的“情”是生命本身真实状态的呈现,体现了“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第三部分对“发抒性情”的美学意义进行研究。认为“发抒性情”,应该反对无情的作品,反对“温柔敦厚”、反对盲目拟古、反格调说、神韵说、肌理说,反对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创作自由,创作清新,表现纯真天真之性情。其美学意义既涉及诗文美学,又涉及“人”之生存状态的美学思想,“尚情”美学精神是袁枚“性灵说”的核心。第五章主要探究“性灵说”之“尚情”美学精神的发展轨迹。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性情”论之变异与审美情感论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情”从客观实意演变为内心情感的过程以及“性情”意义的演变过程,“性”与“情”的关系,从而指出“人之为人”在于有“情”。第二部分对袁枚的“性情”说之审美意旨进行分析,指出了袁枚的“性情”与古人的区别。袁枚重视的是自然日常生活之真情,重视的是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主张“性情”应该个性化,“如其所是”地呈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袁枚特别突出强调“男女之情”是“人”之正常情感,并且把此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男女之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为“人”最基本之情,认为“言志”就是“言情”,扩展了“诗缘志”的内容,使“诗缘情”和“诗缘志”的美学精神趋于一致。袁枚的“性灵说”,从诗歌美学史来看,具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美学精神。袁枚在继承前人“性灵说”及其美学思想的前提下,拓展了“性灵说”的内涵,强调了“人”应该顺其自然的生活。袁枚提倡“性灵说”,极度推崇诗文审美创作对“人”之真情的抒发,深度探索“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贵人”、“重生”、“尚情”,从而致使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诗文家和诗文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