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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创作历时60年之久,其间世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以及歌德思想随之而发生的变化,都反映在这部跨时代的巨著中,浮士德永不满足的探索过程,实际上是在对生命本身的执着追求中实现人格的完善和生命的价值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个性,乃至整个近代西方文化的象征,本文力图通过对《浮士德》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以阐明这一点。浮士德皓首穷经,到头来却悲愤地发现自己埋没在书本的灰尘当中,远离了真正的人生。这时,他对抽象的精神已深感厌倦,要求获得实际的人生享受,于是,浮士德不惜以灵魂作抵押,与魔鬼梅非斯特订约,以图饱览大千世界,尽可能地体验生命的痛苦和欢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浮士德却先后经历了知识悲剧、生活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的事业悲剧,最后,在人民挥锹劳作、填海造田的壮丽景象中,他幸福地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为人民开拓疆土,使人民自由安居,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浮士德的一生是执着实践的一生,他对人生有着坚定的信念,为了人生的真义,为了体察那短暂的、至善至美的一瞬,他不惜以灵魂作抵押;但是,浮士德又是“普通人类的代表”,性格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无可避免地受到生命本能的驱使,常常沉迷于名利、地位、权势、女人等的现实欲求中,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被个人欲求和现实所迷惑,而是一次又一次勇敢地超越了自我,不断走向新生活,而这种矛盾性正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二重性的表现,歌德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形象,概括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史,总结了启蒙运动的历史经验。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通过对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WP=37>盾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揭示了人类共同的难题: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时,都无法逃避“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浮士德唤起了每个人共有的对生命真谛的认同,内观自己,环顾周遭,人人都是浮士德。相对于“人本恶”的观点,相对于惰性,浮士德形象引导每个人“善”的部分、自强不息的人道的部分,既映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又为人类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优秀的典范。此外,《浮士德》中还塑造了魔鬼这一“罕见”的文学形象,不仅加以细致描述,还把它作为了一个关键的形象,或者说,一个关键的精神要素来加以刻画,如果说浮士德不断寻找至善至美,体现了肯定的精神,那么梅非斯特就体现了恶,体现了否定的精神,他是浮士德的对立面,用相反相成的道理来促进浮士德的成长和发展,他同样也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资产阶级中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诗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各有各的象征意义,并体现了作家非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