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运用传播学的视角,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文本为研究对象,探寻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与外部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传播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传播学是一门涵盖多个领域的综合学科,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因此,它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了解社会,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现象的理论工具。传播架起了音乐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人类社会音乐实践的本质便是音乐的传播实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流行音乐文本是传播活动中的信息,而流行音乐传播流行的过程则是一个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过程,它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各个环节紧密联系、频繁互动的有机整体,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流行音乐传播活动中的特点和规律。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迄今已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它的发展历程更是一条中国社会政治意识、经济制度、文化伦理、审美趣味、艺术观念的变迁之路,流行音乐也正是在与它们的角力互动中曲折前行的。近些年来,随着流行音乐以不可逆转之势地发展与繁荣,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研究这一重要的音乐形式和文化现象,其中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流行音乐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探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二是研究流行音乐与传播学的关系,三是研究媒介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本文以流行音乐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为理论切入点,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背景下,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客体、传播效果四个角度去全面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活动,而流行音乐作为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则贯穿整个论文研究始终：一、传播主体。流行音乐在其制作生产环节常常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流行音乐文本肩负着承载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民间传统文化、时尚消费文化等诸多信息的任务。二、传播媒介。流行音乐的传播深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传统媒介、新媒介以及各种存储介质的演变使得流行音乐不断改进和丰富着自身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样式。三、传播客体。流行音乐传播中的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与流行音乐文本互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意义的生产与重构。四、传播效果。流行音乐的传播效果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社会控制为中心的宏观层面,另一个则是以受众需求为中心的微观层面。论文第一章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前当代时期和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当代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前当代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1949年,这是中国流行音乐产生和快速发展的第一段时期,主要以城市爱情歌曲和群众革命歌曲为代表。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70年代末,群众革命歌曲主宰了这一时期大陆的流行音乐,而港台的流行音乐则在继承了城市爱情歌曲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当代时期的中国流行音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港台流行音乐以其先进的创作理念和成熟的商业运作深刻影响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而大陆的流行音乐在经历了最初的艰难之后,迅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歌手和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整体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歌手繁多、题材多样。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逐渐走向融合,借助于新媒介,流行音乐涌现出了许多草根明星,同时,其商业属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日益彰显。回顾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从最初对它的一系列论争,到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它进行积极地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是在与社会外部因素的角力互动中曲折前行的。因其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以及它与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介的紧密联系,从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是目前最主要的两个理论出发点。论文第二章主要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等理论和概念出发,分析流行音乐制作生产时的制约因素。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大陆唱片业在经历了最初短暂的辉煌之后,一直被盗版所困扰,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给予唱片业以致命地打击,唱片业的未来发展还是要努力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寻求突破。本章以1983至2008年央视春晚的流行音乐文本为例,阐释官方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借助于央视春晚的流行音乐完成了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形象的建构。在流行音乐的制作与生产中,明星的地位不可或缺,大众媒介在明星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级女声》节目的成功便证明了大众媒介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造星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论文第三章从传播技术的媒介理论入手,探讨媒介和技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根据磁带、CD、MP3等流行音乐存储和播放技术的演变,可以看出每-种新出现的媒介都是对原有媒介固有缺陷的有益补充,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但增强了传播者的影响力,同时也提高了受众的创造性和生产力。目前,较为常见的流行音乐技术传播主要有以下类型：基于印刷技术的乐谱传播,基于电子技术的唱片、广播、电视传播和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传播。其中,电视媒介将流行音乐变为更加直观、视听一体的综合艺术,流行音乐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商品性也使它深受广告的青睐,与此同时,它也受到消费主义和暴力、色情等不良倾向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网络媒介带给流行音乐传播领域许多前所未有的改变,目前,网络流行音乐一般主要以原创、翻唱、恶搞三种形式出现。其中,恶搞打破了传统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关联,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集体狂欢的娱乐方式。论文第四章主要探讨受众在对流行音乐文本进行解读、重构和生产的互动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和变化。“以媒介为中心”和“以受众为中心”是传播学受众研究的两个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文化研究的视角将受众置于宏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去研究,更多得关注到了受众在媒介使用中的主动性,他们对媒介的使用主要基于获取信息、交往需要和情感需要三种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新媒介的不断涌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受众呈现出一些诸如更加分化、难以感知,接触媒介时间长、年龄跨度大等新的特点。在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他们在与文本互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意义的生产和重构。尤其在青少年受众那里,虽然最后难逃被商品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命运,但他们通过对抗权威、突破禁忌、改编经典等手段积极地参与生产。“粉丝”所具有的群体性、主动参与性、辨识力等特点使他们成为流行音乐受众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是过度的消费者,市场话语在其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他们又是生产者,通过具有生产性的实践活动重新赋予流行音乐原初文本以新的意义。论文第五章从媒介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切入点,阐述了信源、传播技巧、媒介技术、受众等因素对流行音乐传播效果的影响,认为媒介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媒介与受众协商的过程,效果产生于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流行音乐宏观传播效果的研究中,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为例,阐释了流行音乐在支持强化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和参与社会宏大叙事所发挥地巨大作用。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性,使得许多媒介设置的议程成为流行音乐所吟唱的主题,而反过来,正是有了流行音乐的渲染,许多由媒介设置的议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和强化。“使用与满足”理论则主要从微观层面去考察传播效果,将受众看作是有着各种需求的个体,受众在演唱卡拉OK和泡吧时满足了各自社会交往、感情宣泄、消磨时间等不同的内在需求。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消费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有着标准化和恶俗化倾向的音乐商品的今天,本文将流行音乐置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理论视角,结合文化研究、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思考和研究流行音乐如何在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中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并旨在通过该项研究寻求一条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有效传播和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