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是党对诚信建设的具体要求。只有将个人与组织层面的诚信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良好的社会信任建筑在每一位国人如期履行义务并奉行信任价值观之上,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人的信任被描绘成一个个嵌套的同心圆,由近及远,信任度逐渐降低,国外以韦伯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基于“关系”之上的血缘及地缘信任,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信任,而不存在以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正如杨中芳等学者所回应的那样,尽管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确实存在差序格局,但是制度因素在与陌生人交往过程中同样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中国人的信任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转向以“制度”为保障的新型信任模式。文章通过社会现实引出信任,明晰了诚信建设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架构性作用;然后通过回顾国内外有关信任的文献,叙述信任在各个不同学科之间概念的差别,并通过借鉴学术理论为文章的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与可行性提供基础;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文章抛出了一个是否存在“理性”与“仁爱”因素之外的他方因素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问题,为验证制度因素在信任模式中的重要地位,文章引入了法治监督、社会治理、法律规范、法治实施四个制度构面,首先通过多元回归模型验证四大制度构面各要素与社会普遍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后将它们合成“基于制度的信任”这一潜变量,此外还尝试性地加入了社会公正这一中介变量,以此探讨它们与社会普遍信任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文章引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借用Amos21与Stata14.0等统计软件对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等作用机制加以检验。发现确实存在第三方甚至更多的原因影响人际间信任,为制度因素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基于制度的信任”这一潜变量不仅会直接正向促进个体的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并且,还通过增强社会公正感知间接地正向影响社会普遍信任,基于理论模型结论,文章在第六部分提出了通过完善法治监督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与法治实施体系的信任提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