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文体是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体,它上承古代政论文,下接中国现代小说的前端,在报章和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职业报人群体对报章文体的发展和短篇小说的转变做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定义为通俗作家的严独鹤在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期间,主持谈话栏目并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杂感文章,严独鹤的时评、杂感写作在20世纪之初的报章文体发展进程中具有的个人特色和探索意义成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严独鹤在主持《快活林》期间还担任《红杂志》的编辑,在《红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通俗短篇小说,严独鹤的通俗短篇小说在1920年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文学价值,成为本文关注的内容。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严独鹤的报章文体写作和通俗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嬗变。经过大量的报纸原文和杂志原文阅读,笔者发现,严独鹤的报章文体写作形成了严氏“三段式”的个人风格,即“喜铺垫、喜讽刺、引议论”;通俗短篇小说写作形成了严氏“三层次”的写作特点,即“设悬念、解疑惑、引思考”。就严独鹤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的写作风格来看,时评、杂感写作为短篇小说的文体创新提供了“无为”和“有为”两种写作导向,无为主要是指小说的新闻化,在尊重新闻事件的事实基础上改编成通俗短篇小说;有为是指在新闻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再创作,严独鹤将严氏“三段式”的报章写作手法和叙事技巧运用到通俗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叙事时间方面对他的通俗短篇小说均起到了引导作用,在1920年代之初的文坛没有太多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严独鹤能够率先进行二者的文体变革和互动的尝试,其难能可贵的文体意识已经为通俗短篇小说的文体变革和走向做出了适应性和适当性的探索。因此,严独鹤对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做出的文体探索是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的,其温和的改进方式和秉承的编辑写作理念,让他的文体变革看起来没有之后的五四作家群反叛的彻底和激烈,这既和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关也和目标读者群的阅读水平有关。因此,作为报章文体和短篇小说文体的初探者,严独鹤虽无法与五四作家群相比较,但也在写作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个案的研究虽不足以说明文学史上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却能看出通俗作家对二者发展的态度和探索。重新关照文学史的生成和发展,以严独鹤等为代表的通俗作家的历史定位以及历史贡献等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