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层出不穷。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更是出现了历史性倒退,中国海外投资遭受东道国资本管制打击的事件屡有发生,深入剖析二者关系已是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试图考察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二元边际的静态与动态影响,并提供应对之策。首先,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下待检假说:东道国实施跨境资本管制会对海外投资边际产生负向影响;东道国资本管制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来抑制海外投资边际;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对海外投资边际的负向影响;当期资本管制水平相较于上期更加开放或封闭的趋势,会对海外投资造成不对称的影响;不同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差异也会使企业海外投资流向发生偏转。其次,本文从全球并购数据库,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中匹配出2002—2018年企业层面的数据,从Fernández et al.（2016）的数据集中获得资本管制数据,描述了东道国资本管制影响海外投资边际的典型化事实。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海外投资边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海外投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在运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还表明,资本管制对高沉没成本企业、非国有企业、投资非沿线国家企业和跨国并购企业海外投资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主要通过收紧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来抑制海外投资集约边际,而中国和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能够起到缓解效果。再次,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资本管制影响海外投资的动态效应,并基于随机森林模型对海外投资二元边际进行预测。一方面,东道国资本管制影响海外投资边际的动态效应检验表明,资本管制的非对称效应主要体现为放松情形的有效性和趋紧情形的无效性;某一东道国（地区）周边经济体的资本管制促进了企业对该东道国或地区的海外投资集约边际,然而资本管制对海外投资扩展边际不存在上述效应。另一方面,和其它东道国层面因素相比,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应注重自身硬实力提升,政府支持力度则应向小型企业倾斜。最后,本文在总结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企业自身、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三个主体出发,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应对东道国资本管制提供了有益启示。重点强调海外投资企业要未雨绸缪,注重拓宽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加快海外布局,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和信息咨询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号召世界各经济体放松资本管制,积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