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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新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很多西方思想在我国广泛传播,公民对政治生活的诉求与日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严重,公民出现批判性思维,抗争型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来越多,一方面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但也为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议题。无论是选举型参与还是抗争型参与,政治参与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问题,而是反映的公民主观意愿的心理学问题,信任作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此背景下,依据2002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四波城乡社会调查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如下问题:(1)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在四年度的调查中理论结构的变化;(2)人际信任、政治信任两种不同维度的信任水平对选举型参与和抗争型参与的影响机理,讨论不同阶段该影响路径的变迁;(3)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和选举型参与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
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各年度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量表的因子结构,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在内容上可大致归纳为相似的维度。其中,人际信任可根据是否有血缘关系分为两个维度,政治信任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差序格局以及媒体社团等,抗争型参与主要包含“外部反映意见”、“内部反映情况”、“示威抗争”三个维度。(2)信任的两个维度——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从2002年到2015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心理因素的影响机理亦呈现不同的特征。信任对抗争型参与的影响由2002年的负向变为2015年的正向,而对选举型参与的影响则从正向变为没有显著影响。(3)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选举型参与的年龄—时期—队列得到验证。公民人际信任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且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与人际信任相似,公民政治信任水平也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并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在政治参与方面,公民抗争型参与频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抗争型参与呈上升趋势,且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上升。选举型参与在年龄效应上与前三个变量相似,也是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选举型参与呈上升趋势,但随个体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
在此背景下,依据2002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四波城乡社会调查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如下问题:(1)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在四年度的调查中理论结构的变化;(2)人际信任、政治信任两种不同维度的信任水平对选举型参与和抗争型参与的影响机理,讨论不同阶段该影响路径的变迁;(3)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和选举型参与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
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各年度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量表的因子结构,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在内容上可大致归纳为相似的维度。其中,人际信任可根据是否有血缘关系分为两个维度,政治信任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差序格局以及媒体社团等,抗争型参与主要包含“外部反映意见”、“内部反映情况”、“示威抗争”三个维度。(2)信任的两个维度——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从2002年到2015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心理因素的影响机理亦呈现不同的特征。信任对抗争型参与的影响由2002年的负向变为2015年的正向,而对选举型参与的影响则从正向变为没有显著影响。(3)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抗争型参与、选举型参与的年龄—时期—队列得到验证。公民人际信任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且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与人际信任相似,公民政治信任水平也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并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在政治参与方面,公民抗争型参与频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抗争型参与呈上升趋势,且随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上升。选举型参与在年龄效应上与前三个变量相似,也是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2002-2015年间,公民选举型参与呈上升趋势,但随个体出生队列的后延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