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特别是对于被强权势力欺凌的民族,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本源之一。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时代绝唱。共产主义同样也是二十世纪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同样也成为革命战争的一个思想支撑。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革命者表现出义无反顾的执着。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的“召唤”作用毫不逊色于民族主义。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为更好地使这两种社会思想资源为革命所用,必须衔接好两者的关系。这种“衔接”必须依靠适合本土而构建的话语体系,即根据地的革命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知识分子”与“其他民众”在革命机器中的位置关系,合理引导其力量,运用其掌握的各种资源,达到实现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各层次的目标。　　 延安时期是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完成了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最后形成了一整套强有力的组织化模式。这种模式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根据地“辐射”其影响,最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动员机制。音乐的功能给人美的享受、陶冶情操(也即赏悦),同时也具有服务于政治宣传和动员的作用(也即宜教),这种艺术无疑也被纳入到革命动员体系的建构范畴。　　 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长时期的缓慢累积过程。音乐在革命环境中被改造,是一个非常的现象、一种时代的产物。革命性改造对于音乐的影响,表现出瞬间性、彻底性、再构建等特点。艺术群体内部原有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探索在短时期内的艺术突变过程中被修正或拒绝。为了符合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作品消费受到严格控制。审视新艺术的构建造过程无疑要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因素,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过程。　　 近年来,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理解的范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视野逐渐转移到权力的运用、政治体制的象征意义、仪式和庆典的影响、政治图像的表达方式及民众的反应等问题。自然而然的,通过管窥艺术改造过程来探讨政治文化的微观过程也要求涉及更为复杂的因素。这对于学理分析不是徒劳的,它能对还原丰富多彩的政治图景提供帮助。考察在政治文化强力渲染作用下,艺术被纳入政治话语体系的微观过程,考察其有效地发挥动员社会力量的运作模式时,有两个方面必须引起更多的重视。一是大众化音乐形态的建构过程,二是依靠强有力的方式推进这种模式的接受与普及,具有革命号召力和易为大众接受性的大众化音乐运动使得革命宣传机器更为完整和有效。　　 革命热潮激荡下的革命文艺表现出格外的激进和狂热,而这种文艺群体内个体的生活、思想、命运等方面的各种变化也显得有些错乱。在长期的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个体,对本源文化氛围下各种外在冲击有很强的妥协性和适应性。为更好地撇开民族主义说明个体在政治信仰、组织整合多重作用规约下对权力体系的“融入”现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紧张关系,选取来自其他文化侵染下的个体作为分析切入点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为了完成这项有趣的研究,我申请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在文章中选取郑律成这个来自外国的“个体”作为分析对象。郑律成出生于韩国,怀着为国家、为民族寻求救亡图存真理的热忱来到中国。在学习与革命的长期活动中,他与“中共的中国”建立了无法割舍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完整地形塑了他的革命文艺思想。考察郑律成这个来自其他文化的“个体”的革命成长路径更能清晰地展现政治信仰和组织力量整合过程对个体的影响形貌。也就是分析“他者”在革命话语体系中被“同化”的现象。郑律成从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演变为革命语境下的“文艺骨干”,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革命文艺改造问题在“个体”身上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