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原名《周官》，西汉木年，刘歆将其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以记载西周官制为主的书，其中涉及到大量的上占时期文化形态，是研究三代以至西周文化的重要文献。《周礼》中许多制度涉及到人类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思想．观，蕴涵着当时人类对生态秩序的理解。生态秩序是指人类对赖以生存物质形态的观照而形成的生存秩序认知。　　 “土圭”是华夏原始人类使用的天文仪器，和“圭表”有着文化上的重要源流关系。人类通过测量日影长度、测定方向、测量时间、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这些生存行为中的文化创造都与“土圭”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就西周社会而言，“土圭”是周王用於封国建域的测量工具，测量土地远近距离和测量日影长度成为它的主要功能。“土圭”之名源自土与圭，是一种自然物质与一种人文物质的组合概念，质言之，“土圭”和“圭”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就形制和功能而言，“土圭”与“圭”存在本质差异，但是，在文化基因方面，它们具有同源关系。　　 “土圭”伴随着原始人类对天文、历法、方位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产生，产生之後又成为人类观测星象、建立历法、判断方位的工具，是维护人类生存秩序的工具。人类存在状态是伴随着对自然界认识地不断深入而完善的“土圭”的终极意义在於认识、界定节气、方位与人类生存形态之间的秩序关系。　　 “辨土”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形成了，是一个古老而渺速的命题，它依附于人类的生存认知而产生，产生之後又直接指导着人类的生存。如果解释这个概念，简言之，可以说为对土地的认识，质言之，是指早期人类对地形、地势以及属性认识、分辨的思维方式。　　 “辨物”同样形成于人类的原始社会，是指早期人类基於对地形、地势和属性的认识，延伸到对物类属性、类本质及于生存环境认识的思维方式。“辨物”可以分界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认识，就广义的“辨物”而言，可以指涉对自然界中所有能及物种的认识，就狭义的“辨物”而言，是指对具体物类类本质的认识。基于自然物象而言，辨物观念的形成必定早于辨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