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为具有反避税功能的税收核定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反避税调查程序中,纳税人违反税收协力义务因此税务机关对其进行税收核定;第二种情况是在一般税款确定程序中,在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此时的税收核定也以纳税人违反税收协力义务为前提。从我国法律规定的税收核定适用的情形和方法上来看,税收核定并非是事实推定,而是一种表见证明。在税收核定的整个过程中,有过多事实交由税务机关自行核定,这使得税务机关在税收核定的过程中权力过分扩张,带来很大的危险性。税收核定的适用前提是协力义务的违反,《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税收核定的适用情形有六项,前五项均属于纳税人对税收协力义务的违反,而第六项申报计税依据偏低并不意味着纳税人违反了协力义务。而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要求来看,实质课税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按照纳税人交易活动的经济实质征税,由此实现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目的。在此意义上,税收核定与反避税调整都在追求还原交易经济实质这一目标,都是对实质课税原则的践行。这一共同点使得两者常常被认为具有相同的反避税功能。从另一角度来看,税收核定与反避税调整适用范围上存在重叠,因此导致了法条竞合的状况,此时应该适用哪一方式才能更好地达到避免纳税人获得不正当的税收优势、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目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从证据法意义上考察税收核定和反避税调整,会发现二者在参照交易的选取标准上、认定依据上和最终认定结果的可靠性上存在很大差别。面对如此大的差别,对于反避税调整所具有的确定实际应纳税额的功能,税收核定是否同样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一点是让人怀疑的。本文认为,基于税收核定和反避税调整之间存在的差异,税收核定作为一种采用表见证明的事实认定机制,无法实现确定实际应纳税额这一目标。既然如此,在纳税人履行了税收协力义务后,如果在税收要件事实的认定上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存在冲突,为处理这种冲突、认定应税事实,应当引入纳税人的诚实推定权这一概念,即纳税人依法履行税收协力义务的行为,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被认为是善意且合法的,纳税人申报的纳税资料也应当被认为真实且完整,是可以作为认定应税事实的依据的,这是一种事先默认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推定。此外,税收核定的程序也存在很多问题,税收核定适用程序中规则缺失、税收核定程序中纳税人参与权的缺失及异议权的受限,这些问题又在程序层面极大损害了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使得税收核定的制度设计距离反避税功能的实现越来越远。